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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们的悲剧就在于对“说，还是不说”的判断。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说”，结果为“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数十年的牢狱之灾，或者是妻离子散，许多人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例如，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人士参加座谈会，著名学者张奚若在5月15日的会议上指出执政党存在的四点偏差： 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二，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本来，这是正常的提意见，没有料到却招致毛泽东强烈而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急，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过，急错近弊？”这就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这种说话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让对方说话。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说话、在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们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们的批评可能有偏差，他们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但他们绝对没有颠覆政权的意思。然而，对他们的惩罚却是按照对待颠覆者的标准来实施的。 “说”的自由，即言论的自由，是现代人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言论自由的程度与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公民都拥有了七嘴八舌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层保障。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今天重读当年右派们尘封已久的文字，让人感到历史的奇诡——对自由的争取，却使自己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思忆文丛》编辑出版的过程，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钱理群教授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资料，而且几乎参与到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之中。好几次别的学术活动，他都匆匆来去，说是要赶回家与邓九平先生面谈这套书的编辑事宜。钱理群先生十分珍视这笔“不可抹煞的思想遗产”，而对于更加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来说，珍惜这笔思想遗产，也就意味着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权利。 转自《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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