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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0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1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2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3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4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5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6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7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8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来。在这个如此重要的认识上,三十年过去了,他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他自己大概也料不到吧。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又讲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9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10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11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作一帖灵药,来救治四忆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12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忧虑,他从一九三三年起,又接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儿童》,就仿佛是《随感录·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13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并且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14一九三六年他干脆以“我要骗人”作文章的题目,一开始就讲“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结尾时又引用庄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产生错觉,仿佛是在重读他一丸二七年给有恒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绪,连词句都那么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现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词上,这些语词体现了他看待人世的独特角度,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因此,他选用这些词而不是那些词,绝不只是一个表达的选择,而往往是一个思路和立场的选择。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中心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依旧呢?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15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无论是向东京的朋友介绍国内的恐怖统治:“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16还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车上遇见的“护教团”:“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17也无论是鄙薄谣言家:“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但现在此辈小氓,为害当未能如此之烈”,18还是轻蔑“围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19他都忍不住要举出古事来比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连写出《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一系外文章,从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书的一段记载,再拿了那样的记载,转回身来解释今天,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隔了十年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那样深沉透彻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不断以明末的事情,来比附现实中文学家的“逸民气”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种以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强烈感觉,始终没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这样的感觉里,他就不知不觉会倾向于历史循环论。一九三四年,他在内山书店的一次聊天中说,在中国,“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这个儒家思想的强制一方搞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这个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它在最初阶段,当然要“说点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觉间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强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对候,下次革命就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20这不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认识吗?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写出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他连写《北人与南人》这样的随感,也禁不住要用讽刺的语气,说出“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这样的反话来。甚至他有心要鼓吹历史进步的观念,一不留心,还是会露出循环论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写信对人说:“中国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铄的,所以世界无大变动,中国也不见得单独全局变动,待到能变动时,帝国主义必已凋落,不复有收买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终无效果。”21开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乐观,结尾却是近于沮丧的悲观,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就是循环论思想介入的结果。在他晚年;这循环论思想那样强烈地诱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时代”伪理论来抵挡。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说:“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人是进化的长索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各在这长索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了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22从具体的木刻艺术,他一下子扯到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可见那“将来究竟会怎样”的疑问,在他心头是坠得多么沉。他所以用这种“且不管它”式的回答来搪塞,就说明他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再对人强说“将来一定进步”了。
  心中存着这样一面古代的镜子,脑中又时时闪过历史循环的念头,鲁迅对现实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会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一首打油诗,编者又加上“五十自寿”的标题,引来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一连串和诗,一时间颇为热闹。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满,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措辞还相当激。烈,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恶,又身为“左联”的盟主,他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有这样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懔。……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入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23对周作人们虽有不满,但主要的锋芒,却是指向了那些围攻他们的人。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锐的语气,抨击过这种懦怯的“卸责”术:“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因为“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24正是那种将过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独特的思路,使他有了这样犀利的眼光,以这样的眼光望过去,周作人就恰似一个现代“陈叔宝”,他的反感,自然不会只对准他了。“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0年春,他依照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安排,接连去上海的儿所大学演讲,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讲些社会斗争,他却只讲文学,而且在通信中告诉朋友:“我本不知‘运动’之人,所以儿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25心里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这样说,在有些公开的场合,他也这样说。一九三0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26这整篇讲话,简宣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从之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27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赏那激进的左翼浪潮,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所以,连向激进的青年表示奋斗的决心,他往往也很注意分寸,只是说“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并不自居为中军。28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还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这样描述自己:“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29依旧是沿用十年前那个“中间物”的说法。看起来,一直到最后,他都还保持着这份清醒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注释

  1鲁迅:《习惯与改革》,《二心集》,二十七页。
  2鲁迅:《现代史》,《伪自由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3鲁迅:《我谈“堕民”》,《准风月谈》,二十三页。
  4鲁迅:《迎神和咬人》,《花边文学》,一百零二页。
  5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五至六页。
  6鲁迅:《陀斯妥夫斯基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三十六页。
  7鲁迅:《朋友》,《花边文学》,三十二页。
  8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致尤炳圻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六十四页。
  9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四百十一页。
  10鲁迅:《由聋而哑》,《准风月谈》,六十七页。
  11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九百六十三页。
  12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回忆伟大的鲁迅》,二百零七页。
  13鲁迅:《前记》,《伪自由书》,二页。
  14鲁迅:《偶感》,《花边文学》,四十九页。
  15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炜明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七十一页。
  16鲁迅,一九三0年五月三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五十五页。
  17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致许寿裳情,《鲁迅书信集(上)》,三百三十九页。
  18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九十二页。
  19鲁迅: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致杨霎云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五十页。
  20内山完造:《上海漫语》,《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一千零二十九页。
  21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致杨雾云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六十六页。
  22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丸日致唐英伟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三十九至八百四十页。
  23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三十四页。
  24鲁迅:《从幽默到正经》,《伪自由书》,三十五页。
  25鲁迅: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四十九页。
  26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迟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27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一百零七页。
  28鲁迅: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胡今虚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二十八页。
  29鲁迅: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六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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