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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哲学对我国素质教育的启示

作者:吴 迪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教育理论家和心理学家。他的教育思想体系对美国乃至世界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杜威的教育观,并批判地继承其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杜威认为哲学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的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1]。”这一定义最大的可取之处便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倡导用哲学的观点把握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哲学的必要性,这对于各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基础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2]。学习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首先应当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核心命题,它们分别是“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儿童中心论”以及“从做中学”。这几个命题紧密相联,从不同角度揭示出杜威对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
  杜威对教育的理解与他的认识论密不可分,他对教育中系列问题的判断都与其哲学视界关联。因此我们可以说,杜威的教育思想源于杜威的哲学思想。在我国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对于深化我国教育和教学改革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加快教材与课程改革,树立回归生活世界的课程价值观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的教材内容与课程设置存在以下问题:现行教科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偏离学生兴趣;学生不是从经验中学习,而是接受现成的固有的经验;课程设置重知识而轻能力;学科划分过细等。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从做中学”等著名的观点使教材改革更加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各科新式教材,都大幅度地增加了应用性的内容。最好的教育是从生活中来的,教育的过程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教育,当它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时,“儿童的人格就会分裂成为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一个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通过某种违背教育的活动来获得满足[3]。”近几年,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新课程改革,“从做中学”理论让学生走出课堂,促进了“研究型课程”和“综合性课程”的开展,为新课程的全面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从做中学”理论也为目前广泛开展的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任务驱动学习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改革“一刀切”的教学方法,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
  
  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中,重知识传授的思路与单一的教师讲授的教学方法形成了和谐的统一,造成了当前“用一种教学方法教50个学生”的局面,而实施素质教育的理想状态则是“用50种教学方法教一个学生”。因此,当前亟需改革“一刀切”的教学方法,变学生适应教师为教师适应学生。创设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让学生从单纯的“从听中学”中走出来,成为活跃分子,在做中培养了兴趣,促进了求真思维和创造性格的养成。教师则要转变教学态度和方法,将教学的要求转化为学生的自身要求,逐渐使学生依赖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相应的,对学生的评价也不应单纯地以考试分数作为唯一标准,应当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综合考察学生做的过程和学的过程,把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收获作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确立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是教育中的当然主体,教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教师与学生是统治与被统治、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在《儿童与课程》一文中,杜威肯定了“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儿童的生长,就是理想所在。”“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4]。”杜威批判了传统教育理论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中心,以课堂集体教育为中心的说法,提出了以获得直接经验,以儿童需要,以实施教学活动为主的新的“儿童中心论”。
  同时,杜威明确提出“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5]。”他主张学生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让学生成为“做”的主体,而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他们都是学习的主人,知识的探索者;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助学者”,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师生之间不再是中心与边缘、教授与接受、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平等交往、对话、协商的关系。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杜威提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6]。”因此,他认为应当把校内的学习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应当自由地相互影响。把社会搬进学校,目的是使学校社会化,让在校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学校一旦与社会隔离,学校里的知识就不能够应用于生活,更不能够对道德产生有利的影响。所以,他强调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
  应试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儿童都是在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社会中,直接地、现成地吸取经验,从而获得他们大部分的教育的。然而,这种说教的、学究式的教育扼杀了大部分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创造力,把优秀的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降低了国民的创新能力。当我们凝视现行制度化教育下的孩子们时,发现他们虽然像盆景一样姹紫嫣红,却像盆景一样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必须从社会的整体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手,创造一个适合儿童天性的新环境,激发儿童认识周围事物的兴趣,促进其求真思维和创造性格的养成,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
  
  参考文献:
  [1][美]杜威著,王承绪译. 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王凌凌.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启示[J].辽宁教育研究,2006,2
  [3]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美]杜威著,杨汉麟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P118)
  [5][美]杜威著,赵祥麟等译.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P286)
  [6][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道德教育原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吴迪,女,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