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以林黛玉三首诗为视角看宝黛爱情
作者：宋红霞
在小说叙事中融入诗词创作，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特征，但在一些古典小说中，诗词变成了小说家逞才的工具，从而显得多余，呈现出游离于叙事主体的分裂状态，阻碍了小说叙事的流畅性，而《红楼梦》却是古典小说中诗词融入最为成功的典范，其中的诗词曲等等不仅成为故事中人物性格心理命运的补充，而且其独具匠心的切入视角，使其与主体叙述浑然一体，成为整个叙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暗示了故事的发展走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属林黛玉最有名的三首诗：《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这三首诗被誉为林黛玉悲剧命运的三部曲，它们的创作发生于宝、黛爱情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三首诗的切入视角非常微妙地暗示出不同时期二人的感情变化状态，呈现出逐渐走进对方心灵、互相默契，乃至相知相惜的爱情发展进程。
首先是《葬花吟》的引入：第27、28回，宝、黛爱情处于苦恼的初恋阶段，二人因误解而心生隔膜，陷入口角，这一过程是二人感情发展变化的重要契机，被丫头拒之门外的黛玉只能躲在花树背后听着宝玉送别宝钗的晏晏言笑，气恼伤心的黛玉忧苦深重，写下《葬花吟》。在小说叙事中，这首诗是从宝玉耳中切入，穿插着宝玉这一独特的也是唯一能够作为知音的“听众”的感受，引入程序则是饯花节宝玉寻黛玉不得，看到满地杂花，于是用衣襟兜起落花前往花冢处葬花，无意中听见女孩的呜咽哭诉，所吟者正是《葬花吟》，宝玉深深沉浸于诗句中，引发共鸣，不觉恸倒在山坡上：“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黛玉听见山坡上的悲声，心下想到：“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在这里，作者安排了两人葬花不期而遇，却又“刻意”安排两人都未听出对方哭声，尤其黛玉吟诗的声音近在咫尺，《葬花吟》的诗句宝玉听得那样清楚，却竟然未辨别出林妹妹那么熟悉的声音，这似乎不合常理，而林黛玉也没有辨别出宝玉的悲声，我们只能说，曹雪芹作这样的安排大有深意，因为此时宝玉心思并不仅仅集中于黛玉一人，而黛玉亦不能对宝玉的感情放心，尽管二人诗心相通，却又存在隔膜，在这一阶段的感情进程中，这样的设计尤见作者匠心，这一细笔是不容忽略的，尤其对后面两首诗的引入视角而言。
再看第45回的《秋窗风雨夕》：经历过口角摩擦、宝玉挨打等事件，宝、黛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隔膜渐消，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爱情进入稳定阶段。这首诗的引入非常简单：黄昏滴雨，寂寞中的黛玉写下《秋窗风雨夕》自遣，自天观人的叙事视角直接以第三人称引出，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视角在整部小说中并无特别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紧接着安排宝玉披蓑戴笠冒雨而来，特意让宝玉看到这首诗，看到这首诗之前又穿插了那样温情而又令人羞涩的对话，黛玉脱口而出“哪里来的一个渔翁”，语气中压抑不住内心的宽慰。宝玉说及此雨具为北静王水溶所赠，并说再讨一套送与黛玉，黛玉未及细想脱口而出：那不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恰与前言“渔翁”相对，令黛玉后悔不及，羞得脸飞红。然而宝玉并未在意林黛玉的羞态，而是被林黛玉的《秋窗风雨夕》所吸引，宝玉看过，为之叫好，之所以叫好，首先是对黛玉诗才的赞叹，当然与他雨夜来访黛玉的初衷相契合，深知黛玉此时的凄凉寂寞，而诗中又恰恰表达了这样的感情，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黛玉夺过诗稿焚掉，宝玉竟已背熟。这一小小的细节，尽管笔墨不多，分量却很重，不仅表明宝玉对黛玉设身处地、细致入微的关切以及二人心灵的默契，“焚稿”之举亦无形中与续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遥相呼应，而此时，又隐隐地暗示了凄凉无助的爱情走向。从这一段故事的整个叙事安排来看，作者预先安排了林黛玉写作这首诗的情绪背景与环境因素，然后自然而然地直接将这首诗呈现给读者，去感受林黛玉的忧苦情绪，然后穿插了宝玉雨夜来访的二人对话，接着引出贾宝玉这位特别的“读者”对这首诗的反应，语句不多却意味深长，为读者留出更多的空间去想象那样凄凉的秋雨之夜弥漫在潇湘馆的款款温情，发乎情又止乎礼，饱含爱情的圣洁与温暖。在这样独特而令人回味无穷的叙事流程中，才可见出这首诗的切入视角虽平淡无奇却自有其高明匠心之处。
最后为第70回中《桃花行》的引入，这次引入程序并非自宝玉始，而诗的切入视角却在宝玉：先是湘云打发翠缕请宝玉去看好诗，显然，众姐妹已经读过并公认是好诗，且引发了要重建桃花社的兴致，宝玉与众姐妹在一起去访李纨的路上，宝玉读诗，从而在宝玉的视角引出这首《桃花行》，宝玉看后的反应却是“并不称赞，滚下泪来”，知道出自黛玉，宝琴逗宝玉说是自己作的，宝钗也为之辩解，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贾宝玉坚信此诗为林妹妹所作，更见知音情深亦更见悲凉凄旷，如果读《秋窗风雨夕》时还有宝玉对黛玉诗才的赞叹，此时则仅仅出于知心爱人自然而然发乎内心的准确判断，只因为诗中的悲凉和那颗共同的诗心。而众姐妹对这首诗的反应则仅仅停留在对林黛玉诗才的赞叹，未能真切领会林妹妹融入诗歌创作中的真情与心血，相比之下，更可见出宝玉作为黛玉知音的独特意义。
可以说，诗是《红楼梦》重要的感情载体，也是重要的文化意蕴载体，三首诗，叙事视角同中有异：所相同者，都与宝玉有关，不仅明确他是林黛玉唯一的知己，暗示了只有此二人才是整部小说中作为真正的“诗人”式知音的存在，而且也强调了这种心灵的默契才是爱情走向成熟的基础与前提；所不同者，三首诗的引入配合着二人感情的进程，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葬花吟》独独让宝玉听到却刻意令其不知悲吟者为谁，《秋窗风雨夕》定让宝玉看到并且一下子背熟，《桃花行》先是众姊妹看到却独有宝玉触动情思为之落泪，引发刻骨共鸣，这三处所呈现出的变化恰恰组成了宝、黛二人的感情从隔膜到相知再到相惜的渐变进程，这样细腻的安排使小说中爱情的节奏与意蕴表现得微妙而感人，含蓄而又深邃，耐人寻味。
对于林黛玉，从这一人物形象的设计，到为她写作诗词，曹雪芹可谓煞费苦心，倾注了自己对于一个具有一定超前性的才女的深切理解。就二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而言，曹雪芹让贾宝玉直接倾吐心声，或者在疯魔中尽显真性情，而对于黛玉，出于不同的性别身份以及教养处境等等因素，只能让其在古典诗词这一特殊的文学载体中寄托自己的感情之叹与身世之悲。因此，整部小说中的诗词创作引入中，林黛玉堪称代表，不仅数量多，而且分量重，这一点，与林黛玉的生存环境不无关系，因为在那个大家庭的规范之内，既要顾忌“礼”的规范，回避宝玉对她的亲近之举，又情不自禁地关爱着宝玉，不允许宝玉拉扯动手，却又情不自禁地为其拭汗……这样的微妙曲折的心境矛盾着、变化着，几乎贯穿于每一次二人相处的有关描写中。宝玉对社会规范中的人生道路厌恶透顶，但也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供选择，内心向往着自由却只能以富贵闲人的姿态于“无事忙”中寻些超脱，他的人格类型是孤独的，在一群相识的女孩子中渐渐认清黛玉具有坚定的同盟秉性。作为男性，尤其以宝玉的地位尚能“无所顾忌”，但黛玉寄居贾府，身处一群优异的女子中，尤其在贾府大众眼光中优于自己的女孩子中，她的恋爱压力可想而知，这正是黛玉的一大心病；她既要顾忌当时女孩子的规范，压抑自己对宝玉爱的流露，却每每情不自禁，但她毕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应万分慎重，生活在这样的忧患四伏的环境中，自然不能酣畅淋漓的恋爱，而宝玉的感情“无所顾忌”在于其怪异之举早已为众人熟知，又有“疯病”遮脸，才得以向众人宣告他对黛玉视若性命的态度，甚至清醒后余意未尽索性再装两天。由此可见，毫无畏惧地真实着的宝玉、自由着的宝玉反而是疯狂中的宝玉，宁不悲乎？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中，礼教的约束、身世的悲凉、隐伏的危机、个体的不自由、不时的外来干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二人恋爱的艰难环境。正因为如此，他们爱的异常痛苦，哀怨而又曲折，这正是那个容不得爱情滋生的时代环境的折射。然而，爱情还是不可遏制地萌生了，借助着诗词这一古老的文学抒情载体，曹雪芹在林黛玉这三首代表作的切入视角中，微妙地暗示出爱情走向成熟的渐进过程，显示出《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叙事魅力。
宋红霞，女，山东经济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