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董立勃西部系列小说的诗化叙述模式
作者：刘 慧
诗化特征之一：清新自然
董立勃早年的诗歌经历，让他的小说有了一种浓郁的诗歌氛围，他用他诗化的语言为读者奉献了干净的文本。虽然作品涉及的几乎都是日常生活，还有许多不雅的粗俗场面，但董立勃的叙述充满了柔情和宽容，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语言中感受到他对他的人物充满的浓浓的温情。董立勃的小说中也同样存在着死亡和暴力，但读者从他的小说中读到的不是消极和阴暗，而是爱。阅读他的作品会得到高度的快感，只是想读，只是迷醉。那种清醇的语言让读者在历经众声喧哗、浮躁不堪的阅读疲惫之后获得了精神灵魂的沐浴。
董立勃小说中呈现的美主要源自于语言的诗意、意境的营造。像《白豆》中描写的胡铁与白豆在胡杨林中结婚时的场景：
胡杨林像是海，树浪哗哗地响。两个人进到了胡杨林里，就像两条鱼游进了海里。没有人能看到他们，也没有人能找到他们……
在穿胡铁用鲜花给她编制的新衣前，白豆在湖水中洗了个澡，董立勃这样描述了沐浴后的白豆：
白豆从水中站起来，身上滚落了无数颗水珠。大太阳把每一颗水珠变成了小太阳，无数颗小太阳，像无数颗明亮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盯着刚用泉水洗过的白豆。
那么清纯，让人不能有一丝杂念。书写男女之情，董立勃真是有着不一般的天赋，要说语言的干净动人，在这一方面最是典型：
白豆用她的嘴把胡铁的嘴堵上了。牙齿退到了一边，把地方让给了柔软的舌头。舌头和舌头的肉搏，比所有的格斗都要激烈。其实人的嘴，在不说话时，做出来的事，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动听，都美妙。
作者描写的白豆二人的新婚之夜更始绝妙：
好像没有风，可树叶子全在动。有节奏地在动。树上的鸟儿，被晃醒了，往树下面看，看着看着，鸟儿没有了瞌睡。
他不会用赤裸裸的描写去取悦读者，来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他只需用他诗化的描写就能出触动读者心中那清新柔软的一处。
中国小说的语言历来以清新自然、行云流水为上品，董立勃正善于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捕捉进入他视野的景物和人物内心的活动，或是生活中富有人性、人情的纯净瞬间，以清丽、简洁、富有音乐性和诗意的语言，用中国传统的创造意境的手法予以呈现，营造空灵、淡远、含蓄的艺术境界，可谓“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
诗化特征之二：繁复与留白
董立勃的西部系列小说中的语言不仅和他自己的早期风格完全迥异，而且和传统上的西部小说也大相径庭。正如雷达所说：董立勃的语言是既有点像民间故事或童话的，又有点像武侠小说的，既海明威似的惜墨如金，又先锋派似的有话不好好说。[1]有时他的语言重复的特别多，类似于“这不是1938年的事，也不是1948年的事，这是1968年的事”这样的句子特别多，但并无繁缛感。在语言的重复与跳跃中，读者经常能够体会到音乐美和绘画美。
而他的省略和空缺，不但没有使故事的完整性受到威胁，反而使读者的想象疆域无限扩张，使故事乃至细节全部都在缺省中得到暗示和更大的丰富。文学艺术的时间则可以证明，空间的余留甚至营造，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情景区别于人生情景的一个基本方法，也是文学艺术情景中颇为见功力的关键方法。[2]正如中国传统画中的“留白”，标志着中国画艺术的上乘水平和崇高境界，其目的也是激发人们的审美想象，留待人们的想象去填充那秒不可言的“白”，让人们在这种想象中感受到进入艺术情景的欢跃。小说《白豆》、《米香》等的结尾最是具有这种“留白”的情韵。《白豆》的结局就颇似《边城》：
消失的人，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也可能要等很久才会出现，也可能再也不会出现……
只是大家不知道这一天会是哪一天，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还有可能是许多天以后的一天……
胡铁到底会不会回来，作者没有回答，也无从回答，董立勃把胡铁和白豆的未来交给了读者。在小说结尾的处理方式上，《米香》和《白豆》有异曲同工之处：
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会在哪一天，会在什么地方，米香会突然出现在眼前。而且她一点儿也没有变，还是像一粒大米一样，还是那么圆，还是那么白，还是那样散发着一种香味……
文学阅读本身就是自由的创造性活动，需要借助读者的想象驰骋，而且它的想象领域是无限的。董立勃正是抓住了文学的这一根本特性，才把无限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其实也是在呼喊着自己的心声。
诗化特征之三：通俗易懂
中国作家习惯于“眼睛向下”，脚踏实地，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琼浆玉液。他们一方面从经典作品中学习创作的“范式”，另一方面又要求“体验”，靠深入生活去折射人的内心世界。[3]老舍在《我怎样学习语言》中曾经说过“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
董立勃的语言就是西部人的日常用语，是一种单纯简拙的具有乡土美感的语言，但在表达西部人的生活时，它是最厉害的武器。所有那些文雅的、精致的、色彩斑斓的语言在这里都是浪费和误置。董立勃用他独特的语言在喊叫，这喊叫读者一听就知道是来自新疆的下野地。从《白豆》到《清白》再到《米香》，无一例外，董立勃对语言的使用一律朴朴素素，不卖弄文采，只求达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不过分雕琢，不以辞害意，不艰深，不晦涩，又不流于粗鄙浅薄，清新可爱，清丽脱俗，又和生活，和男人女人的故事息息相关。像《白豆》中写到春天播种时的一个片断：
……下野地，这个时候，像个女人。像个发情的女人，一点脸面也不要了，把自己脱了个精光。裸露在阳光下面，躺着的姿态，天下任何一个放荡的女人不能比。起伏的高坡，伸展的平地，浑圆的长垄，弯弯曲曲的深沟，没有一处不在激动，不在渴望。它把身体的每一处都变得湿润，并无边无际地开放，温柔地拥抱着所有雄性的进入……
从烦琐到简单要经过很多的苦心，而能做到单纯是作家成熟的标志。董立勃的语言不是那种圈里写，圈内读，而后互相欣赏的文学语言，文学在董立勃的心里有一定的民众性，他要求自己的小说好读，好看，表现真情，这种清醒的平民意识和读者意识反映在他的语言上，就是通俗性和可读性。他将平实的大众口语，人尽皆知的俗语引入文本，以求语言与大众之间的熟悉感。现代作家几乎没有什么耐性去迁就读者要听故事的心理了，董立勃却把讲个好听的故事当作了自己最高的任务，故事要好听，情节很重要，语言表述更是不容忽视。小说是通过言语和文字符号来表达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内心情感的，这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读者的想像为中介。作者只有从读者的生存背景、认知结构、接受心理和期待视野出发，才能使“写——读”之间的平等对话充分展开。
董立勃又厌弃那些陈规的、固定的、大众化的语言，我们从他的小说字典里看到的多是那些鲜活的、水灵灵的、具有动感的语言。他将那些智性的思考凝结在这些简单的词语背后，而更加透出一种对文字的超凡感受力，可以遥望到他青年时代作为一个诗人的底色。文学语言的个性化曾被当作作家的风格特征来研究。[4]而诗性语言较之日常用语更加注重自我表达，更具有独立的自我价值。我们在阅读董立勃的小说的同时就已经通过一个一个的文字走进了他的思想，走进了他那诗意的家园。而语言本身，在董立勃的笔下也获得了自我参照，自我表现的本体价值。
注释：
[1]雷达.雷达专栏长篇小说笔记之十六.[J]小说评论，2003年第2期：第6页.
[2]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20页.
[3][4]王正.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比较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39、240、254页.
刘慧，安徽大学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