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艾青诗歌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
作者：方红梅
“五四”以后，随着民族危机感的增强，中国知识分子滋生起深沉而又紧迫的民族生存危机意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艾青从马赛动身回国，艾青从彩色的欧罗马巴采回了一支芦笛，以一颗飞翔的心，含着眼泪行吟在中国苦难的大地上，深深关注着祖国，具有忧郁的诗人气质的艾青很快便感受到“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诗论·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同年七月艾青在参加“春地画会”的活动时被捕。在三年的牢狱生活里他写了不少诗，出狱次年，即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诗中写道：“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大堰河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仁慈，她深爱着她的乳儿，她常常含着笑干活，用她“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她希望在乳儿辉煌的婚礼中，“娇美的媳妇”能够称她一声“婆婆”。仅仅是如此小的一个愿望也没能实现。这个勤劳善良，默默劳作，只为奉献，不图报答的仁慈宽厚的“母亲”，在“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经死了”。“同着四十几年人世生活的凌辱/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见方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以颤抖的手、颤抖的心，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一百多行的长篇抒情诗。他以无比的激情表达了他对底层劳动者勤奋与善良品性的同情与赞美，也表达了对为富不仁、世道不公等现象的仇恨和诅咒。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肺腑，是因为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大堰河”是艾青幼小时候的奶妈，曾对艾青关怀备至，使艾青感念一生。艾青说，这首诗“是出于感激的心情写的……我幼小的心灵总是爱她，直到我成年，也还是深深地爱她”。艾青本是地主的儿子，但他憎恨他那庸俗、势利而愚昧的父亲，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反而歌颂起佣人来；这表现了他进步的社会观以及只有大诗人才具有的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情怀。
现实主义是文艺家按照现实生活的具体状貌及本来特征，通过形象的真实描写，注重揭示现实生活内在特征的一种创作方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揭示现实生活真实的一种创作方法。艾青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抗战以后，更趋明朗化，诗作紧贴土地，贴近现实的特性在以后更得到深层发展，充填着因沉重的苦难和忧郁的负荷而生发的焦灼与感叹，传递着与时代同步的忧患诗情。《我爱这土地》中写道：“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土地”、“河流”、“风”、“黎明”将当时日寇侵华人民反抗的激情画面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暴风雨打击着，汹涌着，无止息地吹刮着，无比温柔更含着诗人浓浓的爱恨之交集的感情。层层递进，情感一浪高过一浪，激情洋溢。作者火一般的热情在本诗中得到了彻底的诠释。艾青将自己的忧患意识溶解在这些苦难人民的压抑心境里，使得一切对于这片土地的诅咒或沮丧心理都不复存在了，但这种感情的最后归宿仍是对土地的深沉的爱。丹纳说过：“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
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信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诗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艾青毫不讳言自己是“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我的保姆》）“始终是旷野的儿子”。艾青把他的根深深扎于中国的土地之下，和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苦难，和中华民族，紧紧连了起来。而艾青又是一个最真诚的理想主义着，他努力摆脱他父亲给他苦心营造的“几百亩地、几家店铺”的富有地主的安逸而平庸的生活，一次次离开家去祖国的各个地方，特别是深重苦难的北方去闯荡。艾青似乎更喜欢以北方的旷野作为他的诗歌的背景。他本生长于江南，也许是由于地域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反而使追求新异的诗人比一般北方人对北方产生了更加敏锐的感受，也许是北方较之南方更为荒凉贫瘠的现实更激发了诗人的悲悯。在这些以北方为题材的诗中，《北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艾青以舒缓、忧郁而流畅的调子，宣泄了那弥漫在他心头的浓得化不开的悲哀。“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混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牛汉先生说他在五十年前，一读此诗的开头，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它热热地贴近了我的未开垦的心灵”，“并唤醒了我的全部沉睡的近于诗的情感。”艾青的“北方诗”表现了北方的雄迈、粗犷。正如艾青说到的：“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待着历史的多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在这种自觉的忧患意识指导下，这些不朽的诗篇挟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对光明理想的不懈追求、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殉道精神滚滚而来，赢得了广大战斗者与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衷心喜爱。艾青曾经在《诗论》中提出：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一个日子的苦难像是传教士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在他看来，体验和表现时代的、社会的苦难应成为诗人神圣的使命，认清现实的悲剧与唤醒民众是诗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诗人曾说“我厌恶浪漫主义”（《诗论·为了胜利》），也曾说过“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这两句似乎互为矛盾的话可以理解为诗人厌恶某些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在作品中的无病呻吟：对现实的粉饰，对过去的留恋，虚幻的情思，柔美的风格等；同时诗人也在事实上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无畏的激情。
诗人是忧郁的，他的诗篇常常浸渍着内视性的感伤色彩，但“诗人艾青的忧郁与悲哀并没有中绝他的渴望黎明的心的跳跃”（吕荧《人的花朵》），他歌唱太阳，歌唱火把，歌唱黎明，歌唱光明……在这些代表光明的诗歌意象中，诗人把视野投向阔远的未来，他“渴求光明甚于一切”（《诗论·为了胜利》），呼吁着未来的光明。艾青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北方》中流露出了忧伤与悲哀，但并非一味伤感，他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种感悟使艾青的一些诗作富有极强的乐观情绪，如《向太阳》，全诗写“我”在太阳的感召下，摆脱昨天的苦闷和颓唐，加入抗战人民的行列，奔向太阳——光明的未来：“在‘今天’，“我”告别“昨天”的寂寞、彷徨、惨愁，从“今天”起，乘着热情的轮子，勇敢地奔向太阳、奔向新生活、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