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祝福》：意味深长的残缺与孤独
作者：郑其松 贾超英
关于鲁四老爷的书房，小说是这样描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对联出自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论语》注解,脱落一联的文字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从对联的平仄看，这脱落的是上联。作品以对联的内容暗示出鲁四老爷“讲理学的老监生”的身份和维护封建礼教的思想，而上联的“脱落”和“松松”的卷了放在桌上，则表现出人物潦倒颓废的生活和腐朽没落的思想性格特点。这些用意，我们在欣赏作品时是容易体会到的。
值得思考的是：作者为什么写出下联而不写出上联呢？我们可先细细地体会这一联的内容，可以说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体现，也是自我修养的一种标准或一种境界，它要求在待人接物上通情达理，心平气和。再看鲁四老爷是怎样待人接物的呢？当“我”年底回到鲁镇，他与“我”一见面“即大骂其新党”，这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新党早已过了时，而鲁四老爷的怒气在辛亥革命后还一点没消，他的顽固守旧的思想之火还是那么的旺盛并不顾场合地爆发出来。此其一。年关时节，祥林嫂死了，对此，鲁四老爷“高声”地评说（近乎骂）：“不早不迟，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谁要死？谁要在年关时候死？鲁四老爷不明事理达到何种程度！况且祥林嫂之死，他鲁四也难脱干系，他和祥林嫂生什么气（她已被鲁家赶出，已不是鲁家的佣人）！和一个死人生气，这哪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之举？此其二。祥林嫂第一次来鲁家做工，鲁四看出她是个寡妇，便“皱眉”；后来，婆家寻上门来，他还是“皱一皱眉”，他的厌恶之情形于脸色；等到知道卫老婆子带了婆家人捆走了祥林嫂之后，鲁四老爷更是怒不可遏大斥其“可恶！”凡此种种，毫无心气平和之状。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事理通达心气平和”这一联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鲁四老爷这位“理学家”虚伪的面目，作品也在对比之中，含蓄地表露出作者对这位人物的讥讽与贬斥。
细细品味，我们不能不赞叹这副对联选择与运用得高妙，从中我们也可以深切体会到鲁迅小说的一个特点，笔墨简练而意蕴丰厚。
二、“我”：痛苦的孤独者
“我”是鲁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不同作品中的“我”有不同的性格和意蕴。《祝福》是一篇立意深刻丰厚之作，其中的“我”也是一个别有深意的艺术形象。
一般认为，“我”是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在作品中“我”又起着线索作用，主人公祥林嫂的悲惨一生的各个片段，人们对祥林嫂的种种态度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忆巧妙自然地串联起来的，同时，从这一角度写来，又可以增强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使作品更具感染力。这些固然是“我”的某些思想和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但如果我们对作品进行深层的解读，走进“我”的心灵深处，进行心理剖析，就可以感到“我”不仅是一位有同情心的旁观者抑或故事的叙述者，而是一位痛苦的孤独者，在这个艺术形象中寄寓着作者的深深的忧虑，种种的痛苦和彷徨。
这种孤独痛苦来自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首先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新思想与落后陈旧的客观的格格不入。小说一开头为“我”孤独的心理打下底色：在年关时来到故乡，“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宅里”。这鲁四老爷既是“我”的长辈，又是读书人，照例双方应该有些共同语言，但大家一见面就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在鲁四老爷那边，除了寒暄之外，便是大骂新党，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守旧；在“我”这边，觉得按辈分“应该称之曰四叔”，连称呼四叔也似乎极不情愿。双方话不投机，因此，“我”只能一个人在书房。家族给“我”的只是孤独，故乡也没有给“我”一丝的喜气，尽管已近新年，家家忙于准备祝福，但在“我”眼中，故乡是那么的陈旧，毫无变化，“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在这反复中表现出了“我”内心的痛苦与失望。因此“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种冲突又表现在“我”的同情心与整个鲁镇人们的自私冷漠的极大反差。面对祥林嫂这位多次遭遇不幸的弱者，“我”的一点同情在这世上显得那么的渺小可怜，因为“我”生活的是怎样的一个冷漠的世界啊：祥林嫂死了丈夫，逃到鲁镇做工，遭到了鲁四老爷等人的厌恶和白眼，而“精明”的婆婆为了给小儿子娶亲，竟在卫老婆子的带领下，绑架祥林嫂并卖掉了她；可怜的祥林嫂再度失夫、丧子后竟被赶出了家；当她再次来到鲁镇时，她已成了人们满足好奇心和调笑的对象；当她在身心遭受极大摧残而死去之后，鲁四老爷还骂她死得不是时候，“是个谬种”；当“我”打听祥林嫂的死讯时，鲁家的长工竟漠然地回答“还不是穷死的”。这种反差使“我”感到了极度的孤独：“人们都在灯下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的心在这冬天的雪中沉寂下去，又在这沉寂中产生痛苦，进而渐渐地强化为一种莫名的激愤：“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这正如鲁迅在《呐喊》中所说“叫喊于生人之中，生人毫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思索的痛苦又来自于自身主观世界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我”满怀对旧思想旧社会的强烈否定，对祥林嫂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却又对陈旧的客观、冷漠的世界无可奈何。面对祥林嫂的关于灵魂有无的询问，“我”感到“悚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自身的软弱性，使“我”在强大的黑暗冷漠的现实面前，只能采取“逃”的方式：逃离可怜的祥林嫂，只能任她去经受灵魂的折磨；逃离鲁镇，企图在城里获得清闲。而内心的自私与同情心的矛盾更使“我”的痛苦复杂化。“我”逃避祥林嫂的询问，但“我”仍久久地牵挂着、担忧着，心里老是不安。这既有同情的成分，是怕自己的话引起她更大的痛苦；又有自私的成分，怕因此而招来了她的危险，从而使自己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矛盾使我不安，精神高度紧张，以至不顾年关的顾忌向长工打听祥林嫂的情况，当听说她死了时，“我”的心突然紧缩，心跳起来，脸色都变了，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不安，这种不安又一次使“我”无论如何决计要走了，因为“我”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孤独。
但这种孤独痛苦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往日同游的朋友”“已经云散”，到了城里也许“只有我一个”，因此，“我”也只能是“在酒楼上”的一个“孤独者”，只能面对病态的社会和毫无生气温暖的人间，在孤独痛苦中彷徨。这令我们自然想到了鲁迅先生1933年把《彷徨》赠给日本友人时的题辞：“负戟独彷徨。”这深重的孤独，其实就是对民族命运的一种深重忧虑。
郑其松，贾超英，教师，现居浙江上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