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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视阈解析《呼啸山庄》
作者：周 菁
一、女性独立的隐喻
《呼啸山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对女性的评价标准是：女性是家庭天使，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存在，从属于家庭而没有自己独立的个体身份。可见，在父权制重压下的女性自我被抽离，个体存在残缺。艾米莉一反传统，在凯瑟琳的塑造上倾注了更多反抗男权，寻求真我的内涵。老恩萧前往利物浦前问凯瑟琳想要什么，她要了一条马鞭子。应该说，在允诺礼物的仪式面前，孩子的要求最能体现潜意识里的向往和渴望，结合后来提到的凯瑟琳在游戏中热衷于扮演女主人“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情节，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一种想要操纵自己命运的潜意识的“权力饥渴”，“马鞭”隐喻的正是所有权与控制力。
桑德拉·吉尔伯特指出，凯瑟琳作为一个被父权制剥夺了一切权力的小女儿，潜意识中有一种想要抗拒她那将成为未来家长的兄长的渴望，并希望有个第三力量出现来作为同盟，帮助她从兄长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外来的希斯克厉夫恰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她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马鞭”的化身，及作为她的同盟的“第三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希斯克厉夫帮助凯瑟琳获得了她内心渴求的东西——权力，也就是她作为一个没有继承权的小女儿所缺少的东西。有了这根象征意义上的“马鞭”，凯瑟琳开始了反抗约瑟夫宣扬的父权制宗教，折损她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她用“大胆、无礼的神气，以机灵的话语”来对抗家中的每一个人，藉着老恩萧对希斯克厉夫的宠爱，以及后者对她的惟命是从，渐渐几乎控制了呼啸山庄，使呼啸山庄一度成为幼年的凯瑟琳的一个与父权制的“王国”相对应的“女王国”。
二、对凯瑟琳婚姻的女性主义分析
表面看来，凯瑟琳自选的婚姻是导致她悲惨命运的最直接因素。事实上，这出婚姻悲剧并非自由选择，而是父权安排给她的唯一出路。
第一、凯瑟琳势必被父权捕获，并被迫与代表她真实自我的希斯克厉夫分离。老恩萧去世后，根据父权制法律，哥哥辛德莱代替了父亲的位置，辛德莱十分憎恶希斯克厉夫，他逼迫凯瑟琳与希斯克厉夫分开，凯瑟琳第一次感觉到被人孤零零地扔在一边，于是她第一次溜出山庄。事实上，与其说凯瑟琳是自己从呼啸山庄溜走并来到画眉田庄的，不如说她是被约瑟夫所代表的父权宗教与辛德莱的父权压力所迫而叛逃出“乐园”的。这样一来，凯瑟琳在画眉田庄被“牛头狗咬住脚踩”而至无法与希斯克厉夫一起溜掉这个细节就显得意味深长：12岁的凯瑟琳并非自己走进画眉田庄而是后者将她抓住并“咬紧不放”，这里守门的“雄性牛头狗”隐喻画眉山庄的父权保护者，它势必抓住叛逆的凯瑟琳，将她与希斯克厉夫分开，从而迫使她的身体与灵魂渐渐分离，这里艾米莉暗示的是：无所不在的父权必将剥夺妇女的个体存在身份，概莫能外。
第二、从凯瑟琳被抓的那一瞬间开始，她的婚姻自主权就己经被剥夺，这表现在一种现实选择的非自觉上。这并不全然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凯瑟琳在抉择婚姻的那一刻起，社会性的要求就完全战胜了真实的自我。凯瑟琳一出生就不可能摆脱父权制的价值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如果说年少时的叛逆出于天性，那么青春期以后的行为更多的是在叛逆或顺从两种意识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她对林惇爱的描述中显现出父权制教育对一个年轻小姐的影响：“我爱他脚下的地，头上的天，他所碰过的每一样东西，以及他说过的每一个字。我爱他所有的表情和动作，还有整个完完全全的他。”同样，认为嫁给希斯克厉夫将会降低身份无疑也是认同父权制价值观念的结果。凯瑟琳自从受到林惇一家以及她嫂嫂精心策划的“改造”以来，就开始拥有一个双重身份：既要作父权制下的“小姐”来作为埃德加·林惇的对应体，又要保持她的真实自我来作为希斯克厉夫的对应体。但是这种对立的双重身份终究是虚妄的，当希斯克厉夫不经意间听到“降低身份”之类的话后悄然出走时，她的双重身份坍塌了，必然走向父权为她规定的方向。
第三、父权伪善凶残，婚姻是父权制吞噬女性自我的重要途径。林惇外表温和、虚弱，有点女孩子的气质，人们可能完全忽视其父权特性，但是他却拥有不可否认的父权与地位。耐莉在故事中自始至终都称呼林惇为“先生”、“我的主人”等等，与她在故事的大半部分都直呼“希斯克厉夫”形成鲜明对照。希斯克厉夫尽可以嘲笑林惇的孱弱，却不能否认他的权力：只要林惇先生一发话，几个强壮的男仆就会过来执行主人的命令，把希斯克厉夫扔到外面去。实际上，林惇根本不需要强悍的外表，因为他的主人身份、他所代表的父权不是通过体力，而是通过书本、遗嘱、租约、封号、继承的地产、文件、言语以及所有代代相传的父权制文化符号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林惇作为“地方法官”的身份在发挥一个国教徒的模范作用的同时，还起着对凯瑟琳这样的年轻小姐执行父权制规章的作用，因此他可能会在父权制许可的范围内容忍她，但是一旦她试图越过界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管制她，叫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与角色——正如他后来所做的一样。
三、对凯瑟琳之死的女性主义分析
死亡是凯瑟琳反抗父权、追求解放的最高形式。她的死经历了三个阶段：绝食——发疯——死亡，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显示出凯瑟琳认识上的渐渐深入：对父权抱有幻想——悲痛绝望于认识到女性的无助——决然以死相抗。
如果说，绝食往往与女性的愤怒与无助紧密相联的话，那么发疯则是女性愤怒与绝望的更高状态，她悲痛绝望于作为女性在父权社会里的孤立无助。凯瑟琳绝食3天，不但没能如她事先预想的那样吓倒她的丈夫——他“在书房里消磨时光，也不问他妻子的事”，而是迫使凯瑟琳认识到自己以往对林惇的温情的理解有多大的偏差。在她绝食之前，曾对耐莉讲到：“为了一个可怜的希望，还是值得活下来——我不愿突然打击林惇。关于这一点他一直很谨慎，惟恐把我惹急了。”现在她却发现林惇一直以来只不过是在容忍她，而如今他已经不愿再继续容忍下去了。温情的面纱一旦去除，她曾以为值得活下去的那个“可怜的希望”就砰然破碎了。第11章凯瑟琳在濒临疯狂时的几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她在认识到林惇的无情，或者说是女性的无助之后的怀疑、幻灭与绝望，正是这种幻灭后的绝望导致了她精神上的分裂，进入曲意影射现实的发疯状态，从疯癫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她从父权制幻想中清醒之后对真实自我的追求。文中有段描写——凯瑟琳不能认出镜中的自己，并认为“过去我生活中的七年变成了一片空白”，这表明她对七年前就开始的灵魂与肉体分离状况的否定性反思，而要愈合这种分离所造成的伤害只有通过重回“双性一体的”童年的方式，于是凯瑟琳渴望回到她野蛮、顽强、自由的少女时代，她坚信回到那边山上的石楠林里，她就会清醒。
凯瑟琳用牙齿咬开枕头并“似乎找到了孩子气的解闷法，从她刚咬开的枕头裂口中拉出片片羽毛来”，这一行动表明她竭力从婚姻强加给她的这个使她“厌烦的破碎的牢狱”里解放出来的渴望。然而，要想真正从父权制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即父权意义上的家庭与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死亡是唯一途径。因此当她打开窗户，站在刮着“像锋利的小刀”一样的冷风的窗口，想象着自己像那些解放了的鸟儿一样穿过荒原回到呼啸山庄去时，她认识到“那段路不好走，而且我是怀着一颗悲伤的心在走它……还得经过吉默吞教堂”，这表明对一个曾被困在父权制“镜框”中如今又决心自我解放的女人来说，通往吉默吞教堂（隐喻埋骨之地）的路无疑是唯一的出路。
注释：
1.p264，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79.
2.p100-105，邓志辉.对《呼啸山庄》中凯瑟琳悲剧的女性主义解读.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6期第20卷.
周菁，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基础课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