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史记》所体现出的情感倾向
作者：张文华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刘氏王朝的抨击与揭露，直接表达了与封建专制强权英勇抗争的信念。
汉武帝与西汉封建王朝，是司马迁当时抗争的主要对象，《史记》“不虚美、不掩恶”，首先体现在对汉武帝这样的本朝统治者身上。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的曾祖父刘邦，本是一个无赖，其祖父汉文帝并非刘邦、吕后所选定的继承人，他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十分偶然的机遇，是平定诸吕后，周勃等人一番讨论决定的。既然汉文帝做皇帝是如此偶然，那么，汉武帝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天命”可言了。司马迁还指出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本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宁肯让忠心保国的晁错屈死，这就是封建专制的丑恶事实。至于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本人，更是刚愎自用的典型人物，当时许多丑恶的事实都与这位皇帝有直接关系。《史记》记载了汉武帝封禅求仙的种种表演，揭露了这个专横、残暴的封建君主的自私目的和丑恶灵魂。
二、司马迁敢于歌颂刘氏王朝统治者的对立面，寄托了不畏强权、不肯屈服的信念。
项羽就是司马迁所歌颂的刘氏王朝的主要政治对手。司马迁在项羽身上，寄托了不少自己的感情，《项羽本纪》是《史记》中写得最为出色的篇章之一。《本纪》一般是写帝王，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显然认为项羽本来也可以做皇帝，只不过在战争中失利，将皇帝让给了老谋深算的刘邦。在刘氏王朝已经坐稳了天下的情况下，司马迁列刘氏王朝的对立面项羽为《本纪》中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行动。在司马迁笔下，项羽是敢于抗争强暴的英雄。项羽认为“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这是司马迁对他所喜爱的英雄的赞赏。少年时代的项羽面对“威震四海”的强权暴君秦始皇偏敢说：“彼可取而代也。”胸怀大志的项羽在钜鹿之役中，破釜沉舟，一以当十，大破秦军，脱颖而出。司马迁描写钜鹿之役的过程，肯定了项羽在推翻秦王朝的历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然而英勇善战的项羽因为刚愎自用而终于兵败垓下，司马迁写“霸王别姬”时颇带感情色彩：项羽慷慨悲歌，已无可奈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在这已经日暮途穷，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司马迁偏偏写项羽力战追兵，三次获胜的细节，以寄托对英雄人物的向往之情。在司马迁看来，战争的胜负固然是不可改变的，然而，战士的精神却是值得珍视的。项羽自以为是“天之亡我”，偏又不甘俯首听命于天，要与汉军拼死较量，实际是以人力抗击天命。天命难违，项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项羽能够奋战到底而不屈服，这又不能不说是浩气长存。刘邦可以砍下项羽的头颅，结束项羽的生命，但他不能消灭项羽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项羽败了，但他虽败犹荣，到底赢得了英雄的一生。司马迁这样写项羽，实际是在写他自己。汉武帝可以迫害司马迁，可以施以宫刑的淫威，可以压上“中书令”这样具有侮辱性的官职，可是，他不能征服司马迁那不甘屈服的精神。项羽兵败，司马迁受辱，这都是“天命”对人生的考验，人的生命力不在于在“天命”的压抑下苟且偷生，而在于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项羽敢与刘邦争天下，司马迁也敢于同汉武帝论是非，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与书斋里冥思苦想的天才哲人，原来“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项羽本纪》写得如此精彩，这也是司马迁的一种抗争，而且是更有深远意义的一种抗争。
三、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一大批敢于与强暴抗争的历史人物，赞扬了他们以生命抗强权的精神，以加强他那不甘屈服的信念。
人们熟知的《刺客列传》，是《史记》中匠心独具的篇章，在中国的历代“正史”中，只有《史记》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篇章，刺客大都出身下贱，但是，他们都有豪爽的气度，非凡的胆识，尤其都有敢与强暴者同归于尽的抗争精神，因此，司马迁对这些“刺客”充满了感情，每一位刺客的一生都令人荡气回肠。在这些不惜以生命来抗击现实的刺客面前，一切“英雄”、“霸主”都相形见绌。如豫让，因为受智伯之恩，在智伯被赵襄子消灭后，发誓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他先“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行刺未遂，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为了达到行刺赵襄子的目的，他奋不顾身。赵襄子在首次抓获豫让后赦免了他，因为尊重他是个“义士”。然而，赵襄子并不知道豫让所以如此，并非仅仅为了一个“义”字，而是在于智伯对豫让个人人权的尊重，对豫让人格尊严的维护。所谓“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司马迁热烈的歌颂了豫让以生命捍卫信仰的伟大情操。豫让与赵襄子的对抗是一种悲剧，是人生与命运、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司马迁用历史叙述的手法巧妙地展示了这一深刻的命题，用刺客这昙花一现的争斗，来表示他那不肯屈服的志向。司马迁写刺客与强权的抗争，充满了自己内心追求的热烈情感，充分表现了司马迁的精神寄托。
司马迁通过《史记》对怀才不遇者或忍辱负重者寄予同情，给予肯定，同时，对趋炎附势者或为虎作伥者给以批判与抨击。
司马迁通过《史记》表示了自己的爱憎，那些怀才不遇或身受屈辱的士人是他最为同情的对象。孔夫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自己也说：“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然而，司马迁偏要给予最高的评价：“可谓至圣矣！”屈原的生平事迹，更与司马迁多少有些类似，司马迁因为直笔修史，得罪汉武帝而受宫刑；屈原因为犯颜直谏，得罪了楚怀王而遭放逐，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屈原行吟江滨与渔父的问答，这实际是司马迁内心的自我表白：“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吾闻之，新沐着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是天才哲人在理想与现实碰撞时的内心搏动，是人与非人在思想境界中的反复缠绕。伟大的抱负，高尚的情操，并不为权贵所理解，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成了探索者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陷阱。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人生课题，封建专制的野蛮镇压，就这样痛苦的折磨着天才哲人那不肯屈服的心。屈原找不到答案，跳汨罗江死了，但他那伟大的心又在司马迁胸中继续跳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没有走完的道路，司马迁在继续行走。这是一种命运的悲剧，也是一种传统的力量。历史上的屈原与现实中的司马迁浑然一体，形成强烈的主观情感。
《史记》的客观叙述过程中深隐着作者复杂的人生体验，凝聚着作者的主观情感。这其中最重要的情感之一是对忍辱负重者的肯定。《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就是个处处受辱，却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他在击败项羽、夺取天下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却作为异姓王为刘邦所杀，司马迁为之愤愤不平。韩信能够将受辱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这是司马迁特别看重的品格，忍辱负重，这本是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共同认识，司马迁的人生遭际，使他认识得尤其深刻。
另一方面正因为对忍辱负重者的肯定，司马迁对于趋炎附势、为虎作伥者的批判与抨击就十分尖刻。例如李斯，司马迁对李斯是鄙视的，因为李斯所奉行的是一种老鼠哲学。于是，李斯如老鼠一样，一生为寻求一个安乐窝而奋斗。为了取得高官厚禄，他尽量迎合专制独裁者，帮助秦始皇焚书坑儒，推行暴政，不断做出妒贤害能之事。韩非与李斯同为荀子学生，才能可能高于李斯，始皇曾想重用韩非，李斯立即构陷，实际是亲手杀害了老同学。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终于听信赵高，参加了政变集团。胡亥当上皇帝，李斯继续当丞相，然而，害人终害己，李斯终于和赵高又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被赵高构陷，“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他一生奉行老鼠哲学，结果被别人当作老鼠打掉了。司马迁对这个甘心做统治者鹰犬、奉行老鼠哲学的人一点也不同情。
司马迁用诗人的情感，诗人的笔力，诗人的独特想象，抨击那个丑恶的封建专制的现实，而代之以对正义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抗争的肯定，这是司马迁用自己的生活道路写成的诗。虽然没有诗的形式，却充满了诗的动人力量。所以，《史记》能够感人至深的原因，在于它的字里行间，原来饱含着诗人的热情。
张文华，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艺术设计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