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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五四前小说中的人物精神状态
作者：张莉莉
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第一篇伟大的作品——《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心灵在冷库和黑暗的压力下面，充满着忧悒、郁闷和仇恨的狂人形象。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迫害：赵贵翁和青面獠牙的一伙人都充满恶意地注视他，向他投以铁青的脸色和阴冷的狞笑，对他进行阴谋暗算。即使那些与狂人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也都对他交头接耳地议论，把他视为“异类”，并不理解他，不同情他。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提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不觉悟：不仅冷漠、麻木，而且直接参与了“人肉宴席”——吃人或被人吃。
小说《孔乙己》塑造了孔乙己的形象，他是一个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牺牲者，贫富悬殊的黑暗的社会里的被侮辱与被践踏的卑微人物。孔乙己平凡而又悲惨的遭遇，虽说是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但与他周围的人们的冷漠、麻木——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在读者的眼里，孔乙己虽然不是十分可憎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但是他在那个社会里得不到丝毫的同情。我们来看看小说关于孔乙己被打折腿后与酒家老板的对话描写：“……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么？”孔乙己因得罪了威严的举人老爷而遭到毒打，不仅没有引起周围的人的同情，反而使他在旁人的眼中的地位更加低贱，处境更加艰难。他被打折了腿，“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着”，面对如此的孔乙己，酒店掌柜照样像以前一样嘲笑他：“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甚至孔乙己不知所踪时，还念念不忘他欠下的九文钱。孔乙己周围的那些和他一样受压迫的人们，他们明明知道孔乙己的耻辱和痛苦是“捞不到半个秀才”，是因为窃书而被吊打，却偏偏要把他的痛苦和耻辱当成取笑的材料，欣赏他那因为痛苦而感到羞愧的窘态，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冷漠和麻木。
《药》这篇作品写于1919年4月，“五四”运动的高潮就在眼前。这篇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残酷紧张的社会斗争的真实情景，塑造了那时起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为着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共同事业而不惜慷慨牺牲的民族革命之师的英雄形象；同时作品也反映了一般人民群众的冷漠、麻木及不觉悟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茶馆中的一个场面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不觉悟的精神现状。茶馆的场面人物以刽子手康大叔为主，环绕他的是一些市侩的、愚蠢的、眼光短浅的茶客。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抱着对夏瑜的敌视。他们的麻木、不觉悟还表现在对话中，他们在话语中或故意显示对“犯人”夏瑜的轻视，或对刽子手的奉承谄媚。夏瑜在世俗的人们的眼光中，只不过是一个贫贱的孤寡老妇人的儿子，一个不安分的“小东西”。即使是夏瑜的母亲，对夏瑜的革命行动也不理解，因此给儿子上坟时还感到十分羞愧。华老栓以他平时的辛苦积蓄去换取革命者的“血馒头”医治儿子的病，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的命运是非常淡漠、非常不明了。像夏三爷、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肮脏的小市民，真正的卑鄙之徒和懦夫，对别人的命运自然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而对统治势力则表示谄媚妥协。
在这些早期小说中，鲁迅为什么要反映当时中国人民群众的冷漠和麻木呢？
从主观上讲，这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很大关系，也是作者内心孤独的反映。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投身文艺活动，不是为了做文学家和思想家，而是为了献身于民族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是因为鲁迅开始文学创作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改良社会、改良人生。
鲁迅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认为“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是“我们的第一要着”，而“善于改变精神的”，“然要推文艺”，也就是说，那时他就认为文学是教育人民的武器。在鲁迅从事小说的过程中，既没有在这条道上出世，也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他只有一个目的，即“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此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他的意思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
从客观上讲，这与鲁迅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做过很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并不以为可惜。”鲁迅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梦”呢？首先是父亲的病以及“从小康家庭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他感到了世态的炎凉和“被侮辱”，敏感的鲁迅由此而“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封建大家庭子弟代代相传的“读书应试”的古老的“梦”从此破灭，于“绝望”中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直到接触到了与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才形成一个“美满的梦”，燃起了新的“希望”：“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就只像我的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痛苦，战争的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在异国所感受到的落后民族的屈辱，特别是“幻灯”事件，再一次将他推进绝望的深渊，麻木地鉴赏他人痛苦的场面，给鲁迅的心灵造成如此巨大的不可弥合的伤害，使他无法摆脱。正是从这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鲁迅又做起了以“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所以，鲁迅先生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的人们的冷漠和麻木，就不能不在其小说中有所反映。
当然，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对其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描写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他在“五四”前期创作的这三篇小说来考察，则使我们看出，虽然鲁迅这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现实主义革命者，他在创作上必然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创作中，他真实地反映了残酷的统治和剥削下生活的人们的苦难、贫困、灾荒、疾病，也深刻反映了被压迫者精神的痛苦，特别是对长期的封建压迫下所造成的小生产者——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麻木、冷酷的精神状况。
描写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也是现实生活暗示给鲁迅的。十七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起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制，千方百计地麻痹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土地高度集中，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清朝贵族生活更加腐化，政治吏治一片混乱，这些都极大地加深了农民的负担和痛苦，造成了封建社会新的危机。从十八世纪以来，高度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这时已在扩大它的市场。而海盗似的英国资产阶级，也开始向中国伸展势力，进行种种欺骗的贸易和掠夺。起初，清王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清王朝统治集团中那些最腐败的统治者，抱着守旧的昏庸思想，在内外重重危机下，仍然自尊自大，仇视、排斥一切新生事物。经过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向来自尊自大的清朝统治者，却在外国侵略者的武力胁迫下，一变为卑怯、胆小，媚外投降的奴才了。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也造成了人们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也由于小生产者生活地位的限制，造成了人们精神的冷漠和麻木。中国的近代史又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屈辱史，人们的精神变得更加冷漠和麻木，甚至是走向冷漠和麻木的另一面：对人们的不幸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致最后遗忘，甚至于从这种“鉴赏”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鉴赏殆尽”，成为“渣滓”之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尖又冷”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现实生活如此，鲁迅先生又是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主张“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冷漠、麻木状况必然要从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引起全社会的疗救，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
张莉莉，教师，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