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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作者:朱筱新
第三节 语言称谓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相互交往的方式,它既用于传达事物,也用于交流感情。文明的语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礼仪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礼貌的重要体现。这在人们的相互称谓,即称呼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谦称自己,敬称对方。

  使用谦称来称呼自己,实际表现了说话者的谦逊和修养,也是对对方的尊敬。而出言不逊,大言不惭,则被视为无礼、轻浮,缺乏修养。古人常用的谦称词有:愚、鄙、敝、卑、窃、仆等。这些词都含有愚笨、涉世不深、阅历较浅、无知的意思。使用这些词时,当然并非自己真的无知,而是以说话者的自谦来提高对方的身份。如自称为愚兄、鄙人、敝人、卑人等;发表自己的观点时,称愚意、愚见、鄙意、鄙见等。窃和仆还有一层表示自己地位卑微的意思。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一般常带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如窃闻、窃见、窃笑等;仆,又有仆从、仆人之意,使用时多含有愿为对方效力、服务之意。读书人或文人自谦时,除使用小生、晚学、晚生等词以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进之辈外,也常用不才、不佞、不肖等词来谦指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识平庸。官吏一般多自谦称作下官、小官、末官、小吏等。古人坐席,尊长在上,晚辈或地位稍低者就自称在下。而有一定身份的人则自谦小可,意思是不足挂齿。老人自谦时,常使用老朽、老夫、老汉等词,以表示自己已进入暮年,衰老无用。此外还常使用老拙一词,更带有年迈、笨拙之意。中国古代使用的自谦词,数量很大。各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都使用这些自谦词,所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谦逊文明的风尚,中国人也因此具有谦虚勤学的风度。

  “朕”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是皇帝的专用自称词。但在秦朝建立前,使用“朕”字并不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显赫尊贵的身份,屈原的《离骚》中便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样的词句,朕在此仅是一个自称词,“朕,身也”(《尔雅·释诂》)。只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以皇帝自居,遂将“朕”作为自己的专用代称,才使之成为显示皇帝权势的标志。尽管如此,古代的帝王们在自称上仍不乏谦逊之词,即使是在与臣下的谈话中,经常使用孤、寡之类的谦称。孤,又称孤家;寡,也称寡人。孤家、寡人二词都带有缺少德行之意,即指自己为少德之人。“不谷”也是帝王君主常用的一个自谦词。谷,作为一种粮食作物,用于养人,而引申为善的意思。不谷,则是喻指自己不能像谷一样,供养人们,再引申则是说自己是不高明的人,或不能以德待人。

  在谦称自己的同时,古人又以敬称来称呼对方。敬称多带有敬重、敬仰、颂扬的感情色彩。古人常把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才称为“圣”,如孔子被称为孔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意指仅次于圣人的人)。到后来又专门用于帝王,称皇帝为圣上、圣驾,甚至与他相关的事物都被冠以“圣”字,如皇帝的谕旨又称为圣旨、圣谕。皇帝还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即“万岁”,然而“万岁”一词原是古人饮酒庆贺及祝寿的欢呼语,带有浓厚的祝愿之意,而且不分上下贵贱,均可使用。但有了皇帝以后,群臣多于朝廷中欢呼“万岁”,以示对他的祝愿,于是这个词逐渐演变为对皇帝的一种敬称,而其他人则不能再使用了。皇帝既然是“万岁”,那么皇帝所封的诸王则被人们敬称为“千岁”。在皇帝专用的敬称中,还有一个“驾”字。驾,本是指皇帝的乘舆(载人的车)。古人认为,天子应以四海为家,不以宫室为固定的居所,应该乘车巡行天下,因此“驾”字便被借用来尊称帝王,如圣驾、尊驾;就是皇帝死去,也要叫宴驾、驾崩。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敬称词中,陛下、殿下、阁下、麾下、足下等词是使用最为普遍的。“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军言麾下,使者称节下、毂[gu谷]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通类相与言足下。”(段成式《酉阳杂俎》)陛,原指宫殿的台阶,蔡邕在《独断》中写道:“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意思是说,陛,即台阶,是进入廷殿的必经之路。皇帝每次升殿(进入大殿),必定要派可靠的大臣手持兵器站在陛的旁边,以防发生意外。群臣向帝王上言时,“不敢直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也就是说,“陛下”的原意是指站于陛下,进而又以地位低卑转指帝王的高尊,成为对帝王的敬称。“殿下”与“陛下”一样,也是因在殿堂接见群臣而得此称,但“殿下”通常是用于敬称皇太子和诸王,有些朝代也用“殿下”敬称皇太后、皇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曾一度用来称谓过皇帝。“阁下”一词,是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一种敬称。阁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有阁的人家无疑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这些权贵手下的属官、属吏便以自身之卑,反过来敬称阁中之人为“阁下”。不过“阁下”称谓的使用范围比较宽,也没有严格的限制,除去有社会地位的人之外,一般在表示对对方尊敬之意时,都可以使用这个敬称。随着历史的发展,“陛下”、“阁下”二个敬称词在使用上约定俗成,逐渐规范化。凡敬称帝王君主时用“陛下”,而敬称行政长官时,用“阁下”。麾,是古代用于指挥军队的旗帜,以此象征或代表主将、主帅。“麾下”,则是部下、部属对主将、主帅的一种敬称。

  “足下”一词的源出,至今尚未考证出结果,但有一说,“足下”的称谓始于春秋时期一位叫介子推(又记为介之推、介推)的故事。介子推是晋国的一位隐士。晋献公在位时,十分宠爱骊姬。后来骊姬生下一个儿子奚齐,为了能册立他为太子,骊姬大耍阴谋,散布谗言害死已册立的太子申生,并将其他公子逼出宫外,其中有重耳。重耳在外流亡长达19年,他的舅父狐偃和介子推等人始终陪伴着他,历尽艰辛,患难与共。后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秦国派兵护送重耳回晋国。途中,狐偃向重耳邀功,以求日后能得到重用。介子推对此极为反感,不愿意再与狐偃这样的人同行,便不辞而别。重耳回到晋国后,即位为国君(即晋文公),凡随同他一起流亡在外的人一律论功封赏,却唯独漏掉了介子推。此时的介子推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携老母一起隐居于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至死绝不与晋文公见面。文公为寻他出山,令人搜山,未能找到介子推。于是文公下令放火焚山,以迫使他出山,但不料介子推竟抱木烧死。文公知道后,赶到介子推母子藏身的地方,拍打着介子推临死前抱着的那棵树,哀叹不已。他让人伐倒这棵树,制成一双屐(木鞋,形似今天的拖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从此以后,文公经常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屐,痛心地说道:“悲乎足下”,意在自责。“足下”一词,最初可用于上下、同辈之间的敬称,后来一般只用于同辈之间。

  中国古代语言的文明和礼貌不仅表现在社会上人际交往之中,也体现在家庭之中。子女对自己的父母、兄长,乃至其他亲属,从不直呼其名。就是在与外人的交谈中,提及父母、兄长等亲属,也使用一些含有谦恭敬重之意的称谓,这也是古代礼仪的重要内容。

  称呼自己一方的亲属时,常使用家、舍、先、亡等作为敬称词。家和舍都是指自己的家庭、宅居,本身就带有谦恭、平常的感情色彩。用家、舍作称谓,使用于在世的本家亲属。在别人面前称呼比自己辈份高或年长的家人,都要冠以“家”字,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公,母亲为家母、家慈,兄、嫂为家兄、家嫂等;“舍”则用于称呼比自己辈份低或年幼的家人,如舍弟、舍妹、舍侄等。可见,“家”、“舍”在使用时,是有严格的长幼之分的。“先”和“亡”都含有哀痛、怀念之意,因此,古人将这两个字用于称谓已故的家人,同样在使用时也有长幼之分。先,用于比自己辈份高或年长的已故家人,如先祖指祖父,先父、先人则同指父亲,先母、先妣[bi比]同指母亲。亡,则用于辈份比自己低或年幼者,如亡友、亡弟、亡儿等。

  在称呼对方亲属时,则使用令、尊、贤等敬重之称。令,有善美之意,在使用时,不受辈份、年龄的限制,可通用于对方的亲属。如称呼对方的父母时,可称作令尊、令翁、令公和令母、令堂、令慈;称对方的妻子为令妻、令正;称对方的儿子为令子、令郎,女儿为令爱、令媛;称对方的女婿为令婿、令坦;还有令兄、令弟、令姊(姐)、令妹等。“尊”和“贤”,在用于对方亲属的称谓时,则要严格加以区别。“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则加贤字。”(《颜氏家训·风操》)也就是说,“尊”字用于对方叔父以上的人,可称对方的祖父为尊祖,父亲为尊父、尊翁、尊大人、尊公、尊大君,母亲为尊堂、尊上、尊夫人;称对方叔父以下的亲属为贤叔、贤兄、贤弟、贤姊(姐)、贤妹、贤侄、贤友、贤侄、贤婿等;称对方的妻子则为贤阁、贤内助等。尊,有时也用于称呼与对方有关的事物,这与“贵”字的用法一样,同属于一种敬称,如尊姓、贵姓、尊府、贵府、贵体、贵乡等。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称呼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或岳父、岳母,以及泰山、泰水,这些称谓也都是一种敬称。古时,丈、杖相通,拄杖者多为老人,于是称老人为“丈”。在泰山上有一山峰,名为丈人峰。以山峰之名代称,具有健康长寿的祝愿之意,所以唐代以后,“丈人”便用来专称妻父,妻母自然也因此被尊称为“丈母”。岳,山也,称呼岳父、岳母,与丈人、丈母同样含有祝愿之意。至于“泰山”这一敬称,除与泰山有丈人峰而得名之外,还与唐玄宗封禅泰山,宰相张说趁机将自己的女婿郑鑑官升四级的典故有关。正是由于伶人黄繙绰“此泰山之力也”的解释,便有了以“泰山”专指妻父的说法。山为阳,水为阴,所以妻母也增添了一个新的敬称,即“泰水”(参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二)。

  当然,在古代的称谓中,谦词、敬词不胜枚举,古人以此作为交往中的一种礼节,视为礼貌之举,这也是中华民族谦和待人的一种美德。不过,称谓仅仅是语言交谈中的一小部分,而在言谈话语中体现恭敬、谦逊,同样也是古人十分重视的,也被视为一种礼貌的表现。如在对方讲话时,要专心致志地“洗耳恭听”,而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打断别人的话题。而自己讲话时,眼睛应注视对方,语调平缓,不能强词夺理,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在语言交谈的礼节上,乃至在谈话的艺术上,古人都曾作过具体的规定,这些都记录在《礼记·少仪》之中。

  如,“尊长于己逾等,不敢问其年。”即与辈份比自己高的老人交谈时,不要询问他的年龄。

  “请见不请退。”对于尊长者,可以请求会面。但谈话结束,不要马上请求离去,要等待尊长示意后,再告辞。

  “侍坐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无容,不翣[sha 霎]也。”陪同尊长者谈话时,如果没有尊长者的旨意,是不能弹奏琴、瑟的。也不能自作聪明地为尊长者出谋划策,对他指手画脚。更不能像扇扇子一样地摇手,向尊长者表示反对的意见。

  “不窥密,不旁狎[xia匣],不道旧故,不戏色。”与别人交谈时,不能窥探人家的秘密隐私。陪同长者坐时,不要与其他人相互逗闹或亲热。谈话时,不要总絮叨以往的旧事,神情应庄重严肃。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还屦,问日之蚤莫,虽请退可也。”陪同年长且有一定地位的人谈话时,如果他已经打呵欠,伸懒腰,或手中摆弄朝笏,摩拭剑柄,或把鞋拿到自己的身边,或询问时间的早晚,这些都是困倦或不耐烦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请退的。

  平时谈话要注意礼节,但也不是一味地阿谀奉承,不讲原则,古人即使是对待帝王君主,也十分注意以诚相待。“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埽〔sao扫〕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即作为君主的臣下,对君主应该当面劝谏,不要在背后讥讽、嘲笑。如果劝谏没有被君主接受,则离开他,但不能因此而心生怨恨。如果是称颂君主,也要实事求是,不可谄媚取宠。劝谏一定要出于诚心,不能傲慢轻视。君主有时出现怠惰,不能勤于朝政,在劝谏时要加以鼓励,并倾力相助;制度有所败坏,要劝说君主加以肃正和改良,这样才叫为国家效力。在这方面,唐代的魏征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典型,史称其“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旧唐书·魏征传》)。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为实现长治久安,他要求文武百官“上封事”,即提出治国的意见和建议,还用奖赏的办法,鼓励臣下直言极谏。但李世民毕竟是皇帝,虽然他一再表示对臣僚“直言忤意”,绝不“怒责”。但要批评皇帝,即古人所谓的“犯龙颜”、“犯龙鳞”,仍需要有一定的胆识,否则就流于形式。魏征就是这样一位既有胆识,又不失君臣礼节的臣僚。一次,唐太宗询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答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暗者,偏听也。”(吴兢《贞观政要·君道》)魏征正是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劝说唐太宗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而不要轻信一面之词,以使自己能正确地分辨是非。魏征每次劝谏唐太宗,都是直言坦诚,毫不掩饰,又不唐突。他始终做到“无面从,退有后言”(《旧唐书·魏征传》),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中,魏征曾先后陈谏200多件事,所言词强理直,引喻贴切,多切中时弊,而使唐太宗折服。在与唐太宗相处的10余年中,魏征一直以直谏著称,而唐太宗对他也多是言听计从。这里当然与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能虚心纳谏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可否认魏征恪守君臣之礼,以诚相待,以理服人的作风。正因如此,唐太宗对魏征十分赏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不已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cu徂〕逝,遂亡一镜矣。”(刘餗《隋唐嘉话》卷上)为此他特颁布诏令,令臣僚以魏征为楷模,做到直言无隐。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还特地登上凌烟阁,面对魏征的遗像,为他吊唁,其间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诗:“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五)再次表达了对这位谏臣的怀念和哀思。正是由于唐太宗的贤明和励精图治,以及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臣僚的鼎力相助,唐朝贞观年间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经济持续发展的兴盛局面,而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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