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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的改革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开始，这一年孝文帝18岁，尚未亲政，主要由冯太后主持，改革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制度问题展开的。
整顿吏治，实施俸禄制。北魏前期，按州、郡、县行政区划，地方官吏分为三级：州长官为刺史，郡长官为太守，县长官为令长(也称县宰)。地方守宰一般任期六年。北魏官吏是没有俸禄的，百官生活所需主要来源于经常性的战争掠夺，如牲畜、粮食、布帛、奴婢等，将战利品按功劳的大小和品爵的高低，颁赏有差。拓跋焘统一北方前，战争繁多，官吏无俸禄还可以维持。统一北方后，战争日少，抢掠的东西无多，因而，官吏想方设法贪污租调，纵掠民财。尽管朝廷下令严惩，重禁莫能止。例如，一次，拓跋焘要率军出征，命令公孙轨负责向农民征调毛驴驮运军粮。他公然要每头毛驴外加一匹绢才能收。老百姓讽刺说：“驴不分强弱，只要背驮着绢，就算壮的。”公孙轨嗜贪成性，刚到任时，“单马执鞭”，孤身一人；卸任回乡时，却从车百辆，满载资财而归。魏初以来，百官不给俸禄，廉洁清白的官吏则凤毛麟角，多数官吏巧取豪夺，“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入于己”(《魏书·高宗纪》)。北魏从上到下，吏治一片混乱。
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冯太后下令规定，守宰的任期不规定年限，主要看他们任内的政绩的优劣来决定，鼓励官吏勤勉任职。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孝文帝降诏，颁布官吏俸禄制度：“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于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魏书·高祖纪》)。即由国家统一筹集，定期按品级高低发给官吏。同时还制定了严惩贪官污吏的法令，凡贪污帛满一匹的官吏处以死刑。俸禄制的实行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但对不法官吏恣意掠夺百姓有一定的约束。从此，北魏的吏治有所改善，为政之风大有好转。
实行均田制，发展社会经济。长期的战乱给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田园大片荒芜，百姓背井离乡，人口四处流亡，世家大族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占领山泽。不少农民为躲避赋税和徭役，脱离了户籍，进入庄园坞堡，成为豪强宗主的私有户口。官府掌管的土地和编民逐渐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国家的财政日益困难。冯太后、孝文帝面对这种窘困的经济形势，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采用了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令在全国各地实行均田制度。目的在于同豪富之家争夺土地、人口，劝课农桑，兴富民本业。同时，也是为了缓解“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chan蝉〕”(《魏书·高祖纪》)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有：
(1) 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荒地) 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为了休耕轮种，依据各地具体情况，露田可以加倍或加两倍授给。露田不得自由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魏书·食货志》)。身死或年满70岁无力耕种时，免除课税，将田归还官府。桑田为世业田，可传给子孙。按规定桑田要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树。不宜种桑之地，改受麻田，男子10亩，妇女五亩。
(2)奴婢和耕牛也是受田对象，奴婢受田的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壮耕牛每头受田30亩，不给桑田，每户最多限受四头牛。
(3)在地广人稀之地，可以随力开垦耕种，不受均田限额，但不得随便迁徙。地狭民稠之处，允许民户迁徙，可到任何空荒之地耕垦，但不准逃避赋役，增丁应受田不够而不愿迁移的，以桑田抵应得露田之数，仍不足者，不给休耕的倍田，还从家人田中减量分给。
(4)地方官吏依职位高低授给公田(职分田)，刺史为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八顷，县令、县丞六顷。公田不许出卖。官吏离职时，要如数交给继任。
均田制实行后，土地占有不均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却肯定了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的合法性，保护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均田制公开将无主荒地分给农户，招徕流民，使自耕农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同时规定民户占田数量，并且不准买卖土地，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了世家大族兼并土地，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也有了保障。
建立三长制，加强对地方控制。北魏建国伊始，还没有社会基层乡党制度。随着世族门阀地主势力的膨胀，原有的宗主督护制已严重地阻碍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继均田制颁布以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冯太后、孝文帝采纳了大臣李冲的建议，在地方实行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三长就是五家为一邻，立一邻长；五邻为一里，立一里长；五里为一党，立一党长。三长则挑选乡里有办事能力和谨守法令的人担任，职责是掌管乡里田土户口，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维护地方治安等。三长制的建立，完善了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也确立了户籍制度，巩固了北魏的封建秩序。
三长制实行后，北魏政府又颁行新的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每年纳户调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成家男子，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有耕牛20头，出一夫一妇之调。新的户调制的推行，废除了按户等征收租调的“九品混通”制，调整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混乱状况，大地主的户调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北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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