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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因袭宋元以来的制度，除内府藏书外，许多官家藏书对士子开放。明代国子监及地方各府州及学校藏书可供生员阅览。这种官书，常印有“某某学官书，许生员观看，不许带出校门”等字样。但文渊阁的藏书是不许一般人借阅的，官员奉诏备做顾问时才可动用文渊阁藏书。清代在《四库全书》编就后，经乾隆批准，南三阁即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与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及翰林院之副本曾一度对士子开放。但控制很严，能够看到藏书的只是少数人。至于朝廷对各地官学及书院的赐书，士子接触就比较多了。
明清藏书家对于图书是重藏轻用，这个思想对于图书的流通是不利的。如著名的天一阁藏书就不许外人借阅。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规定“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看，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澹生堂书约》)。当然也有少数藏书家愿意外借，如江阴李鹗翀[chong冲]与吴县杨循吉认为“天下好书，当天下读书人共之”。但这种人在藏书家中为数不多。另外，在藏书家之间相互借阅、借抄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也是一种藏书流通的方式。
值得提出的是，山东历城的周永年(公元1730—1791年)，乾隆时进士，曾参加《四库全书》的纂修。他曾提出“儒藏说”，主张“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让无力购书的“寒士”使用。还建议由各地官府、富户出面，建立义学义田，接受捐书捐款，免费供给各地寒士学读。他还身体力行，亲自置买土地，建立“借书园”，将自己五万余卷藏书移入其中，其好友曲阜桂馥也将藏书捐入，一时传为佳话。周永年死后，借书园也解散了。周永年的思想和事业在中国藏书史上是值得歌颂的，他无疑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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