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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谈的是某些外族或外国接受汉字影响的情况。实际上，汉族与其他民族或外国接触交往的历史，多数比他们开始借用或借鉴汉字造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还有不少汉字文化圈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也同汉族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化交流。这些接触和交流，不可避免地在汉语汉字中留下了痕迹。汉语中有不少来自外国语和外族语的成分，许多语词如狮子、葡萄、苜蓿、枇杷、槟榔、没药(药名)、佛、菩萨、阎罗、魔鬼、站(驿站)、胡卢巴(药名)、祖母绿(玉名)等等，早在几百年乃至将近2000年以前就传入中国了。近代以来随着 “西学东渐”，传入的新词更多，不胜枚举。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汉语的使用者都是通过译音、译义或音义结合，运用已有的汉字对这类外来语词加以记录。但是有时候也为这类新词专门制造了新字。例如《说文解字》的“玉部”中就有一个“[王丣]〔liu柳〕字，注为：“璧[王丣]也，出西胡中。”据现代学者考证，它是梵文俗语veluriya(后译作“璧流离”或“吠琉璃”)汉译省称的新造专用字。古波斯国(今伊朗)传来一种花卉，原译作“抹利、抹厉、末丽、末利”，后来造出“茉莉”二字，成为规范词形，加草字头表示它们的意义类别是植物。又有一个“魔”字，则是梵文mara的汉译省称的新造专用字，唐代和尚玄应，编了一部佛经字典 《一切经音义》，指出：“魔，书无此字，译人义作。”(卷二十一)说明是佛经的译者依义所造的新字。
近代俄国门捷列夫(Д.И.Менделеев，公元1834—1907年) 的元素周期表传入中国以后，化学家们充当仓颉，更创造了许多新字，例如氯(chlorine)、氖(neon)、镁(magnesium)、钪(scandium)、砷(arsenic)、硒(selenium)等。这些字一般使用形声方法组造，如金字旁表示是金属元素，石字旁表示是非金属固体元素，气字头表示是非金属气体元素，其余部分则表示读音。这些新形声字构造合理，符合需要，很快就通行开了。
也有些新字是用其他方法创造的，例如管唧筒(即压水机)叫“泵”，原是广州人对英语pump的音译造字，取“重石压水”之意，应是会意字。这个方言字，后来也被普通话吸收了。
可见汉语对于外来语的摄取、吸收是积极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新字，丰富了汉字的库藏。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重视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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