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房四宝 作者:齐儆


第二节 毛笔的发展



  汉代毛笔,较秦代又有进步和发展。汉笔有较多实物发现,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初期的168号墓中出土一支毛笔,笔杆为竹质,长24.8厘米,细端径0.3厘米,粗端径0.5厘米,笔头栽在粗端。笔毛已朽,出土时笔装在竹笔套内,笔套用细竹管制成,中部镂空8厘米。在同址167号墓中也出土毛笔一支,与168号墓出土的毛笔基本相同。

  上述两支汉初毛笔,笔杆都比战国晚期和秦代的毛笔为长,笔头直径也稍大。因笔毛已朽,笔头长度不能确定,但根据直径推测,笔头不会比秦代笔头短。隶书自汉代起业已成熟,盛势空前。汉隶字体较大,波磔〔zhe哲〕增粗,字形弛张流放。为适合这种字体书写,笔杆长度、笔头直径及长度也随之有了增加。

  1930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弱水)地区,汉代居延烽燧遗址(汉时称居延泽),发现一支西汉毛笔,这就是著名的“汉居延笔”。笔杆木质,整支笔杆劈为四爿〔pan盘〕,合成圆杆,笔头被夹入末端,外缠以细枲〔xi洗,一种麻〕,表面涂漆固定,笔杆顶端用木帽束缚。笔杆长20.9厘米,笔头长1.4厘米,径0.6厘米。这种结构,可在笔头用废后,拆开笔杆更换笔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退笔”。

  历史上有退笔冢〔zhong肿〕的故事。相传在陈、隋时,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永欣寺僧人智永(“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练字异常勤奋,“积年临书《千字文》,得800本,……所退笔头置之大竹簏〔lu鹿〕,簏受一石〔dan旦〕余,而五簏皆满,取而瘗〔yi益〕之,号退笔冢”(《书法正传》)。这也说明,直到隋代仍有可更换笔头的毛笔在使用与流行。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汉代制笔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专门制笔的工匠,可能还有制笔作坊,以及负责监管制笔的官吏。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49号汉墓出土一支毛笔,杆颖均完整。杆长21.9厘米,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外覆黄褐色狼毫,笔尖为紫色。笔杆竹质,端直均匀,顶端削尖,嵌笔头段稍内收,在0.8厘米长度上扎缠丝线及涂漆。值得注意的是,在笔杆中部有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又在同址2号墓,也出土毛笔一支,笔杆竹质,长20.9厘米,上尖下圆,末端外径0.7厘米,笔腔径0.6厘米,嵌笔头段也扎缠丝线和涂漆。这支笔杆上有阴刻隶书“史虎作”三字。从两支笔杆上的刻字推测,“白马”、“史虎”可能是制笔工匠的名字。

  汉代应劭在《汉官仪》上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工作楷’”(一作“北宫工作”)。再有《西京杂记》(书虽实为晋代葛洪著,但内容多为西汉逸闻佚事)上说:“汉制天子笔,……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从“皆”字看,是批量制作,并有官吏监管制造。由这两则记叙,联系到上述出土实物,可以推知,汉代制笔业已较发达,毛笔已有较大量的生产。

  有一则故事也可从侧面反映上述情况。《淮南子》说:“仓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注以为“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认为是把“兔”字误写成“鬼”字了,生活在汉代的高诱所以有如此的注释,也反映了当时大量取兔毛制笔的事实,致使汉兔“夜哭”了。

  汉代制笔业的发展,也表现在制笔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上。从甘肃省武威市出土毛笔看,笔头外覆狼毫披毛,笔心及锋(笔柱)由黑紫色毛所制,经认定,是兔箭毛。说明此时制作毛笔,已经注意利用不同毛类特性,选用刚劲锐细的兔箭毛做笔柱,而用较软、弹性稍逊的狼毫覆于外层。这样制出的笔,因为有笔柱,书写时不分绺〔liu柳〕,不开岔,又可增大储墨量。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披柱法”。“披柱法”的发明,是毛笔制造工艺的重大改进,流传至今,仍然是我国毛笔制作的主要方法,现在我国生产的毛笔,大部分采用“披柱法”制作。

  汉代制笔技术的改进提高,还表现在对笔的造型与装饰的追求上。《文房四谱》载有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元(即傅玄)所说:“汉末一笔之柙〔xia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由此可看出,当时制作的精品笔具是如何华贵,何等考究。

  汉代制笔业的发达,与社会需要和书法的发展直接相关。汉代曾规定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shu书〕书、隶书)为学童应试的内容。当时有谚语说:“何以礼仪为,史书而士宦。”汉代称隶书为“史书”。就是说,只要字写得好,就是知礼仪,就可为官,为宦。由于社会生活中对书写的需求日增,便产生了简便易写的“隶书”,又产生了“汉隶之捷”的“草书”。(章草与今草),以后又出现正楷与行书。汉代可谓诸体已臻完备。多种字体的书写,特别是在其书法艺术上的要求,自然推动了毛笔的改进与发展。

  汉代书法艺术繁荣,涌现众多书法家,著名的如曹喜、杜度、崔瑗、张艺、蔡邕等人。其中蔡邕在篆、隶上都很有成就,尤以隶书造诣最深,最有名望。他曾以“八分书丹于碑”。前面说了,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主要由他先书而后镌刻的。正是“象齿之管”“秋兔之翰”,使这些书法家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艺。

  总之,无论是汉代社会“以书取人”的风气,或是日常实用需要,或是书法艺术蓬勃发展的需求,都对制笔业在数量上与质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也就促进了制笔技术的进步与生产规模的扩大。

  汉代以后,随着制笔业的发展,毛笔的制作已逐步趋于精良、完善,制作方法也日趋定型。自三国时代以后,制笔方法逐渐总结出来,《笔方》与《笔经》先后问世。《笔方》首见于北魏贾思勰〔xie协〕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书中介绍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韦诞的《笔方》。据《三国志》记载,韦诞字仲将,曾任武都太守,善辞令,尤工书法。魏朝宝器题铭,皆诞所书,又善制笔与墨。据《齐民要术》介绍,《笔方》大致内容是,制笔先要用铁梳梳理兔毫和羊青毛(青羊即山羊,亦称斑羚),把不整齐不清洁的去掉,使其不弯不杂。梳好后各自分开,都用梳背用力拍整齐,毫尖和其上部都排扁,使之极均匀,极平整,“衣”排上羊青毛。然后将羊青毛编到兔毫头下二分左右,再合起来,排扁,卷起,卷到极圆。然后,用力压低,使齐整的羊青毛放在中央,叫做“笔柱”(也叫“墨池”、“承墨”)。又用兔毫青裹在羊青毛外,像做笔柱的方法,使中心齐,也使它平整均匀。用力压低,栽进笔管里。又说,宁可让长毛深深栽入笔管,笔宁可小不要大。这就是作笔的基本要点。

  《笔方》所介绍的制笔方法,又称“韦诞法”,前面提到的汉代“白马作”和“史虎作”笔,可能就是按“韦诞法”制造的。

  在传为王羲之所写的《笔经》上,介绍有另一种方法。大意说,选用北方赵国的兔毫,“惟有赵国毫中用”。因为那里的平原无杂草,只有细草,这样“兔肥而毫长可用”,并提出做笔须用秋兔,在仲秋取毫,因为八月寒暑调和,毫毛好用。秋兔夹脊上有两行毛最好。选取毫毛后,用纸裹好,浸泡以石灰汁,在小火上煮,让其小开微沸,以石灰之碱性去其油腻脂肪,成为现在所说的“熟毫”。然后“先用人发杪〔miao秒〕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cui 脆〕,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净。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意思是用人发数十根,搀杂青羊毛及兔毛,修整平齐后,以麻纸(麻纸遇水不膨胀)裹成柱状,在柱的表面包覆上一层薄薄的好毫毛,然后安装。安装时,要精心地去掉倒毛。又说笔锋应为九分长,笔管应为两握长,管形要圆正。笔制成后还要长时间汽蒸,然后用绳穿笔管,悬吊于水器上,经过一夜方可使用。

  由以上介绍,我们了解到,《笔方》、《笔经》分别记述了那时两种制笔方法。前者为分毫,有心,不裹纸;后者为杂毫,无心,裹麻纸。两书同为重要的古代制笔指南。

  这段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赞美毛笔和制笔的诗赋。如前所引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说:“采秋毫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西晋傅玄作《笔赋》,对笔描述道:“简修毫之奇兔,选珍皮之上翰,……嘉竹挺翠,彤管含丹……班匠竭巧,良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柔不丝屈,刚不玉折。锋锷淋漓,芒跱〔zhi志〕针列。”大意都是说,制笔要选上好的毫料,优质的笔管,经良工巧制而成。笔毫刚柔适度,笔锋健利,如芒如针。他们还称颂笔作为书写工具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功用与意义。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在《笔赞》上说:“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上面提到的成公绥也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毕具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此外,南朝梁文学家庾肩吾在《谢赉〔lai赖〕铜砚笔格启》等作品中,对笔都有所称颂。

  唐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代。唐人对书法非常重视,设立了“书学”,作为六种最高学府中的一种,也把书法规定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书画的提倡与发展,自然促进了制笔业的发展。

  在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一带)已形成制笔中心,在我国制笔史上首次出现了专业产地。用宣州兔毫(配有鹿毫、羊毫)制作的紫毫笔称为“宣毫”,名扬全国。当时许多诗人写诗对其称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紫毫笔》一首:“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唐代女诗人薛涛在其《十离诗》第二首《笔离手》中吟曰:“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

  唐代还有一种鸡距笔,白居易在《鸡距笔赋》中说:“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劲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奋发者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长毫。”距即鸡爪后的突出部分,“距,鸡附足骨。”(《汉书》颜师古注)。这是一种笔头形似鸡距的锋短犀利的毛笔。白居易又说:“斯距也,如剑如戟,可击可搏……挫万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鸟迹落。”是用“距”喻笔锋,进而言笔之良好。“不名鸡距,无以表入墨之功”,“亦在假名而善喻”。唐诗僧齐己对其也有“锋铓妙夺金鸡距”的诗句。

  历史上,我国的“文房四宝”及其制作技术曾远传许多国家和地区。唐代来华的日本僧人(“遣唐僧”)就曾把一些文具带回国,同时也把制作文具的技术介绍回去。现在日本奈良正仓院(日本奈良时代的一座古物库,在奈良东大寺佛殿的西北,存有万余件古代文物,其中许多是从中国传入的)收藏有唐代毛笔,其中有斑竹管的、象牙管的,也有斑竹镶象牙管的等等。随着唐王朝的强大,中华文化也传播到周围的许多地区和国家,如吐蕃〔bo播〕、朝鲜、日本等。毛笔与其他文具的外传,也促进了东方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北宋初期,继承了五代时期西蜀、南唐的旧制,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图书院”,编刻了《淳化阁帖》。宋代还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科目。这些都对宋代书画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中国书画史上,宋代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代。书画艺术的蓬勃发展,创作上对不同艺术效果的追求,都促进了制笔业的发展。

  唐宋时期,宣州制笔能工巧匠很多,唐代宣城陈氏即为“作笔名家”。据宋代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上记载:“宣城陈氏家传右军求笔帖,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枝。”而最有名的则是诸葛氏家族。宋代叶梦得撰《石林避暑录话》上说:“歙〔she涉〕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无心散卓大约为笔毫散立无柱。《笔史》引明代方以智《通雅》说:“笔有柱有被,有心有副。”看来诸葛家族“以三副力守家法”制出的“无心散卓笔”可能是一种杂以多种毫毛无柱散立之毛笔。这种新型毛笔出现,使传统的制笔技法为之一变。这种制笔技术又称“诸葛法”。南唐时诸葛笔已十分名贵,《笔史》引宋代陶榖《清异录》说:“……用宣城诸葛笔一支,酬以十金,号为‘翘轩宝帚’。”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唐代“天平笔”,可能就是一种“诸葛笔”。

  宋代制笔业有更大发展,在笔的种类与制笔工艺各个方面都超过了前代,达到了新的水平。制笔中心宣州的制笔业更加繁荣,宣笔声誉益加高显。在宣州制笔业中,仍以诸葛氏最为显赫,这个在唐代就有盛名的家族世代相传,聚族为业,制笔技术不断提高。尤其诸葛高,褎〔you又〕然举首,成为宋代最著名的制笔高手,制作的“诸葛笔”备受青睐,常被作为馈赠友人的贵重礼品,朝野上下都以能获“诸葛笔”为幸事。

  宋代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有诗文对其称颂。如文学家黄庭坚在《谢送宣城笔》中写道:“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luo罗阴〕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又如文学家梅尧臣有诗《次韵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曰:“笔工诸葛高,海内称第一。”梅是宣城人,他曾将诸葛高所制之笔作为乡井珍品赠与文学家欧阳修,欧阳修非常高兴,赋诗《圣俞①惠宣州笔戏书》,曰:“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装管榻,有表曾无实。价高乃费钱,用不过数日。岂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生动而具体地称颂了诸葛笔的质优价廉,经久耐用。

  诸葛氏家族中除诸葛高以外,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诸葛方等也很有名。除诸葛家族外,宋代宣城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制笔名家。如《笔史》上引《林逋集》说:“予顷得宛陵(宣城一笔者注)葛生所茹笔,……每用之,如挥百胜之师,横行于纸墨间,所向无所不如意。”《笔史》上又说“制笔谓之茹笔,盖言其含毫终日也。”

  无心散卓笔的出现与流行,与当时书写方式改变有关。宋以前多是跪坐于席,低案悬腕书写,宜用坚挺笔毫。宋代高桌高椅日益普遍,再加上为表现书画上不同的艺术效果,促使笔毫的多样化。使笔毫向散毫、软熟、虚锋等多样化方面发展。

  据《笔史》上介绍,自宋以来,出现多种笔毫,有兔毫、羊须、羊毛、青羊毛、黄羊毛、鹿毛、麝毛、狸毛、鼠须、虎仆毫(虎仆又称九节狸)、虎毛、丰狐毛(丰狐为大狐)、猩猩毛、狼尾、石鼠毛(即土鼠毛)、貂鼠毛、狨〔rong绒〕毛(即金丝猴毛)、獭毛、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胎发、人须、鼠尾等。除此之外,也有以植物为原料制成的笔,《笔史》介绍有荆笔、荻笔、竹丝笔、仙茅笔等。

  宋代除有以上为绘写书画上不同要求而制作的不同笔毫品种外,在笔的大小上也出现了许多品种,还有为特殊需要而制的特种毛笔。据《文房四谱》记载,宋代制作的笔有“大笔如椽〔chuan船〕者”,可用于书写非常巨大的字体;也有写极小字的笔,“写小字,小如半麻粒许,瞬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写七言诗一绝,分闲布白,历历可爱。”能在稻粒上书写一首七言诗,所用之笔当如何小巧,可以想见。从这条记载中,也可了解到,至少在1000多年前,我国的微型书法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在宋代,除宣州外,其他一些地方也产良笔,如宣州之南的歙县、黟〔yi医〕县等地也有制笔能工巧匠。在歙州(今安徽省歙县、休宁、祁门以及江西省婺源等地)有吕道人,黄庭坚在《山谷笔说》中称赞他:“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在黟州(今安徽省黟县)则有吕大渊,黄庭坚在《山谷笔说》中记载:“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十余支,无不可人意。”从以上记载可知,他们都是制笔能手。还有汪伯立,也是宋代制笔名家,他制的笔,当时曾列为贡品,为“新安四宝”之一。新安为歙州、徽州所辖地区的别称,“新安四宝”指当时曾作为贡品的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和羊斗岭砚。

  除上述制笔名家外,钱塘程奕、绍兴屠希、常州许頔〔di 笛〕等也都是制笔行家。当时由于笔的需求量较大,许多地方都有制笔工匠,如像前面欧阳修诗中所说,“京师诸笔工”多如“衣缝虱”。

  宋笔的实物,现留存不多,1975年在江苏省金坛县一座南宋墓中,出土毛笔一支,杆长12厘米,笔头长2.8厘米,笔套长6厘米。总之,宋代制笔业空前繁荣,名家众多,在中国制笔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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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圣俞,梅尧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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