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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起源较早，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经历了石兵器、青铜兵器、钢铁兵器、火器等各个发展阶段，具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在这5000多年中，涌现了像墨翟、公输般、蒲元、綦母怀文、冯继升、唐福、石普、陈规、亦思马因、焦玉、翁万达、曾铣、赵士桢、徐光启、李之藻、张焘、孙元化、毕懋康、焦勖、戴梓等优秀的兵器研制家和军事技术家，他们既各有所长，又都能够善于利用各自所处时代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诸如青铜合金的冶铸技术、百炼钢技术、火药配制技术等，创制成构造新颖、形制各异、门类齐全、用途多样的各种兵器，被用于水陆各种样式的作战中。这些兵器既前后相承，又不断推陈出新，使兵器随着战争的需要而向新的水平发展，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而火药的发明与火器的创制，则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
迄今为止，在古代兵器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兵器，能像中国发明的火药与创制的火器那样，流传得如此广泛，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使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场革命，为近代枪炮的诞生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和近代科学的兴起，以至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精辟的论述，给予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是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恩格斯则说：“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三暴力论(续)》)英国近代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称赞中国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机械化战争论的创始人富勒认为，中国发明的火药，不但给文艺复兴以生命，而且也把中世纪的秩序炸垮了。1982年5月，日本东京都大学薮内清名誉教授指出：中国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西传，都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这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
中国古代的兵器研制家和统兵将领，不但能根据实战的需要，创制了各种冷兵器与火器，而且把制造和使用兵器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写成兵器专著和包容兵器在内的各种论著。 其中有最早记载兵器制造规范和青铜兵器中铜锡比例的《考工记》，有专门研究攻守城器械的《墨子·备城门》等篇，有曾公亮和丁度等人所辑著的首次刊载三个火药配方和初级火器的《武经总要》，有郑若曾专门论述海防和水战兵器的《筹海图编》，有戚继光训练士兵使用各种兵器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有论述兵器使用技术和战术的何良臣的《阵纪》、唐顺之的《武编》、王鸣鹤的《登坛必究》、何汝宾的《兵录》，有论述火绳枪炮研制和使用的赵士桢的《神器谱》、孙元化的《西法神机》、焦勖的《火攻挈要》，有集中国古代兵器之大成的《武备志》等。这些兵书异彩纷呈，如林垂史，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中兵器研制智慧的结晶，成为人类兵器技术史宝库中可贵的遗产，至今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还有那些杰出的统帅和将领，诸如姜子牙、伍子胥、魏胜、李宝、朱元璋、朱棣、于谦、袁崇焕、郑成功等，他们在刀光剑影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成功地运用各种兵器，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战例，为历代兵家所称颂，他们为发展中国历代的兵器技术，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而奋战疆场的献身精神，更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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