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诗歌，或悲痛的余烬
作者：王家新
诗人何为
某诗人来信，为“汶川之后，诗歌是如何可能的”专栏约稿。但是，从何谈起？这正像面对一座燃烧过的且余震不断的城镇，该从何入手？
我试着把问题限制在和诗歌写作有关的范围，可是，这也很难。诗人西渡前些天来信坦言“这次地震我一个字也没写……我觉得诗很难面对这种巨大的公共灾难。我没有办法为它找到一种个人的语言”。他很准确地说出了很多诗人所面对的困境。
但这一次，我似乎没有考虑这么多。一切也不容我们去“考虑”。这场地动山摇的巨大灾难，从一开始就把我完全“带进去”了。在那最初的几天，在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除了紧盯着电视和上网搜索一些消息，我什么也不能干。
我想写诗，但深感无力。似乎语言也被悲痛烧成了灰烬。上网去看看，“诗人何为”也被人们提了出来。诗人何为？这还需要从理论上探讨吗？不。在这样的时刻，诗人就是流泪，就是被悲痛拦腰击中，就是在那忍不住的泪水中盘成一团……
我就这样“写了”。但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诗人，不如说是作为“悲哀的学徒”，在血肉中艰难劳作，并且，一任那惨痛的板块在内心冲撞，而伤口也被一再撕开……
这些是“诗”吗？我想都没想。以后编诗集，也未必会把它们全部选入。但是，正是这种写作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的一句话：“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孩子，我们的爱，我们的创伤，
我们永久的疼……
为什么这次大地震如此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因为那些孩子：那些从废墟里刨出来的一个个眼睛紧闭的孩子，那些揭开水泥板后惨不忍睹的一窝窝叠压在一起的孩子，那些成群漂在水上的还系着红领巾的孩子……
大地震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次，但死没死过如此多的学生和孩子呢？这不仅让人哀痛，更让人悲愤。那些悲惨的画面，那些呼天抢地的声音，撕开了一个个中国人良知的创伤。
我在大学教书。地震后的第一课，我让学生们读的是诗人余笑忠的诗《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
这人间有高处，但你们攀爬不上
你们的父亲母亲也攀爬不上
这人间有歌声，照样有歌声
但你们的嘴里含着污泥浊水
你们的父亲母亲嘴里也含着污泥浊水
沙兰是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乡镇。在几年前的一场洪水中，那里有一百多位小学生在教室里被活活淹死。洪水过后，人们在墙壁上发现了那些挣扎的孩子们留下的手印。那些绝望的手印，那些仍在发出呼喊的手印！
惨痛的是，悲剧不仅再次发生，而且竟然如此大规模地发生！对于这次地震后一些诗人写诗，有人在一边发出了讥讽声，说你们没有亲历地震凭什么写诗？我想请这种人住嘴。那一幅抱着孩子的尸骨朝天悲愤大叫的父亲的照片，足以使任何一个还有人性的人五内俱焚！
更令人惊异的是，人们的伤口还在流血，已有人开始“奉劝”那些失去孩子的灾民了，说他们的孩子已在天国里成了菩萨，就不要被什么势力“利用”并破坏目前这点“动人的气氛”了。我真是为中国还有这样的文人悲哀。不过，也应该感谢这样的文人，因为正是他使我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那些话：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是的，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还能有什么文学与诗？一个诗人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以他的最大哀痛显示于这非人间。多少个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生灵，多少个破碎、消失的家庭，多少个悲苦无告的心灵！我真不知这心灵的重创何时可以恢复——此恨绵绵无绝期！
就在震后一周，我还看到了一幅照片，我想几乎整个中国人民都看到了这幅照片——那就是那位背着儿子的尸骨返乡的山民。在地狱般仍在冒烟的峡谷间，他趔趔趄趄地走着，背着从学校的废墟下找到的全身已变得僵硬、比他还高半头的孩子的躯体。他要把他带回家——那里，青山埋忠骨啊。他已没有了泪。他的脸上，甚至不带有一丝悲哀……
我看着这幅照片，说实话，我已无力去正视它……
这样一幅照片，已把我们一生的泪流尽。
如果还自认为是屈原、杜甫的后裔，那就看看这幅照片吧，那就试着去说出这位父亲在内心里要说出的话吧。
“去做一点实事”
“谢谢你发来的诗。尽管语言‘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我还是流泪了。为了被压在最下面的人民。为了那喊不出的寂静。谢谢你。” 这是一位在珠海的朋友的回信。
正是这一声“谢谢”，使我知道了一个诗人的责任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和哀痛，这几首小诗，真是显得太苍白，甚至太不真实了。如果一个诗人还要因此而“自得”，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这种意义上，我理解那些一开始就选择沉默的诗人，因为他们知道这里面的巨大难度。
但是，无论写或不写，一个诗人在这种时候都有一种不安。这真是一种两难。也许，他最希望的，是到一线去做一个救援者？是的，去做一点实事吧。去到那倾盆的雨水里、泥水里、血水里，去切身感受那大地的摇晃和撕裂，去帮着扛矿泉水和方便面——那可比诗管用！
在诗歌圈里，有些诗人已在这样做了，如翟永明等。还有蓝蓝，她虽然没有去灾区，但却托人帮她联系上了一个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五岁的孩子，她要资助他上完高中。她还和孩子的母亲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双方忍不住大哭——她们已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年轻诗人李浩，放下了毕业前的论文答辩和写到一半的长诗，很坚决地去做了志愿者。他一直到了什邡的某个偏远的重灾乡村，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连水也被尸体污染了，每天都有余震。他们在那里帮助灾民，吃的喝的都很困难，还要面对洪水和可怕的疫情——事实上，他和其他志愿者去后没几天就被感染上了，浑身起红斑，痒疼难耐。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症，那里也没有任何救治条件。他在武汉的同学为他担心，但他说他不想走，他要把一切都献给这里！
听他的同学在长途电话中这样说，我顿时泪涌。我不仅受感动，更为自己还待在这里愧疚。我所能做的，是马上去了解这种感染，是找人为他们送药，是想方设法把他们弄出来救治。当我知道了这种尸毒感染如果进入血液里很快会致人于死命时，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想，要死，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死吧。我们已死了太多的年轻的生命了！
我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冲动，只知道必须马上去做。好在我当即打电话联系上了胡续冬，胡续冬又很快联系上了成都的马雁……后来的后来，我只能说多亏这两位了。
“救一个人，也就是救了整个世界”，这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句话。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比起那些身处地狱的生命的救助者和志愿者？（山东女诗人宇向来信说，她写的诗全是愧疚、愧疚！）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点什么，或“捐”了一点什么，那也只是减缓我们良心的负担和不安的一种方式。
我甚至要说，这也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爱尔兰诗人希尼有一首诗专门写契诃夫去流放地库页岛看病人。契诃夫为什么要背起他的医疗包？仅仅因为他曾是一个医生吗？希尼不这样看。该诗的最后是，“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挤出”，他要“尾随一个囚犯的引导走遍库页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