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
学者吴越人日前发表文章，提醒中国过度“外资化”的危险。
文章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有人呼吁要警惕拉美现象在中国重演。所谓拉美现象，是指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对外开放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高度控制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正是由于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带回母国，导致受资国经济剩余所剩无几，从而出现“增长而不发展”的怪现象。
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并没有与之相应地出现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这种发展是令人担忧的。而最终，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可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的陷阱之中。并且，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又带来替代效应。中国某些地区的经济实际上正处于一种拉美化的危险之中。
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则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中国加工贸易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局面至今虽有所扭转，但基本上未突破上述的封闭体系，而且，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柴海涛认为，从贸易形势上看，传统贸易的主导地位正逐渐被加工贸易所取代，中国逐步被逼迫到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产业边缘。
有人这样概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他们拿出百分之三十的资本，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拿走了百分之七十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只能拿百分之三十利润。而对OEM这种贴牌生产，有专家估计，外国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百分之八。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二十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印度都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每年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幅，而民工工资近十年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样的发展状况是不正常的，它会制约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
而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此种可能性始终存在），那么除了一片残砖断瓦、破旧厂房、被污染的土地和低技能的工人，中国还能剩下什么？还靠什么发展？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整体已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些发达省份则更高，2004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加工制造产业。这些经济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
就目前而言，外资是拉动中国GDP高速增长、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跨国公司在最优惠开放政策吸引下大举进入我国垄断性领域的同时，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被捆着手脚，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样的不平等竞争如果再持续十年二十年，岂不就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
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搞好，也不信任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寻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争相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和“内资歧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各类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给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供了较国内企业更加优惠的待遇，即超国民待遇，同时对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却实行了严格限制，即“非国民待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资金短缺的状况就已经得到根本改变，而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在他们把大量利润汇到国外的同时，先进的核心技术并没有留给我们，比如中国汽车工业合资二十年，一款高技术含量的车也没有开发出来，满街跑的都是贴牌车。实践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过来讲，以大量优惠政策为代价吸引外资，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中国民营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不能说毫无这方面的影响。
近二十多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年上升，已连续十年成为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并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事实：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性异乎寻常的高！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多出日本三十倍。中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之一。
外资大量进入，还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资产的拥有和控制。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二十八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二十一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更为严重的是，除了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流通渠道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近年来，外资流通企业在中国发展迅速。从发展趋势上看，外国零售企业已经从进入期转向全面快速的扩张期。无论是实际开店数目，还是计划开店数目都大大快于中国商业流通企业，并且单店规模也远大于中国企业。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拥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本来就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而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
流通渠道的丧失必然导致对产业控制权的丧失。特别是以大型现代流通企业为依托的商业资本，对上游工业进行资本渗透和控制，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产业链条。可以说，谁掌握了流通渠道，谁就掌握了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据我国流通产业的主导地位，控制我国的流通渠道，中国的企业将沦为国外流通企业贴牌产品的加工车间。
中国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就应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尽力加快“本土型经济”的发展步伐，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撤消对于本土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只有降低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比重，建立以“内源型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才能使国家与民族经济长足发展，也才能防范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刘守）
贡德·费兰克的贡献
曾于2000年5月访问过《天涯》杂志、“依附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与“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于2005年4月23日因癌症病逝于卢森堡，享年七十六岁。左翼理论家阿明在Monthly Review2005年六月号发表了悼念文章。
文章说：我与费兰克、傅恩蒂丝（Marta Fuentes）夫妇初识于1967年。经过长谈后，我们便引为思想上的同道。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把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归咎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受到阻碍与发育不全，共产党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以本身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把拉丁美洲定性为“半封建”的社会。弗兰克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论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被建构成欧洲大西洋沿岸新兴中心国家的边陲。就我而言，我分析了亚洲与非洲根据“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积累”的要求给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资本在全球范围的积累过程，依其内在的逻辑必定要造成财富与权力的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