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失去的联合
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 吴志峰 张永峰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
吴志峰 张永峰编译
近几十年来，英国文化研究忽视了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批评，或者以不友好嘲讽态度对待它。而我认为，尽管在方法与途径上有着很多的不同，这两大传统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可以展开对话的共同立场。我认为，比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更好的做法是：使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相互补充，从而在新的结构中将它们结合起来。
我们在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我们需要一种能分析当下全球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背景、新传媒技术与文化制品的飞速增长状况、以及大众接受者对它们的各式各样的接受情况的文化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一些开展这些工作的理论资源。我的观点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它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有能把技术、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看待的视角。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资本政权
在1930年代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种针对文化与传播的批判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对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创造“文化工业”一词来指称大规模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过程和驱动这一过程的商业法则。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特殊功能是：一方面使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一方面又把个体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结构。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工业放入政治语境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他们同时还分析文化工业和消费社会用来稳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方式，相应地，他们还寻求政治变革的新策略、政治改革的新机构、政治解放的新模式。
法兰克福学派将精力集中于技术与文化，指示出技术怎样逐渐变为生产的主要力量、逐渐成为社会组织与管理格式化的手段。在文化领域里，技术制造了使个体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大众文化，从而为社会管理与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作为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亲身见识了法西斯分子将大众文化作为工具，以制造对法西斯文化与社会的屈服。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其实是对自1930年代以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表述。在这个时代，国家和巨无霸似的公司操纵着经济，个体在两者的控制下臣服。这是一个以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为特征的大众生产与消费的时代。从这种需求、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中产生了一个“大众社会”，并造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个体的终结”。
当然，传媒文化还从来没有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模式中那样大众化和同一化。人们可以说，这一理论模式在其被提出并产生影响的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而另一些理论模式可能更为可取（如英国文化研究）。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独创性理论模式，确实明晰地指出了在特定的资本统治时期中传媒文化的重要作用。
英国文化研究在资本主义时代较晚的时期浮现出来。其早期阶段（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所描述的文化形式，显示了这一时期存在于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较老的工人阶级文化和较年轻的大众生产的文化之间的有意义的张力。早先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为导向，视自己的文化研究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
因而，英国文化研究者霍加特、威廉斯和其他人对美国精神和大众文化所作的早期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评相似。然而前者依然承认了工人阶级的价值，后者却认为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时期的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击败，后者也从来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解放资源。早期的伯明翰学派，是英国文化研究第一次潮流的激进主义延续，在一些重要的方法上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延续。然而伯明翰学派的方案，也为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大众主义转向铺了路。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以1963/1964年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成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与法兰克福学派也共享着许多重要观点。在这一时期，研究中心发展了种种关于分析、翻译、批评文化人工制品的批判性方法。通过一系列内部的论争和对1960年代及1970年代的社会斗争与运动的回应，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还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
从1960年代早期到1980年代早期的新古典时期，一些伯明翰成员的著作仍然重复了某些典型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包括他们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模式，以及他们的政治视野和策略。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把工人阶级整合进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起着重大作用，并认为一种新的消费和媒体文化正在铸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霸权方式。
两种传统都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部，都视意识形态批评为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核心，都视文化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种方式，也都把文化当作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稍后，英国文化研究将给传媒文化、受众解读和媒体人工制品中的抵抗性因素以一定的肯定；而除了一些例外，法兰克福学派却倾向于将大众文化看作意识形态统治的纯一而有力的形式。这一差别严格地将这两大传统区分开来。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就很政治化。它把焦点对准对抗性亚文化中的反抗潜能。首先，给予工人阶级文化的这种潜能以一定的重视；其次，给对抗资本主义统治霸权形式的青年亚文化以一定的肯定。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转向青年文化，认为它能够为社会变革和反叛提供潜在的新形式。文化研究开始集中研究亚文化团体是怎样通过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及身份认同的。
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将目光局限于媒体文化和流行文化，而没有很充分地参与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美学运动。在其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和对媒体文化关注的热情中，英国文化研究似乎已经因其对流行文化的情有独钟而远离所谓的“高雅”文化。这种对“高雅”文化的背转的代价是：牺牲了洞察多种文化形式的可能，在思维上重复了将文化划分为“流行的”和“精华的”二元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使得文化研究和试图发展与“历史的先锋”相联的、反抗的文化形式的努力相分离。先锋主义艺术运动所具有的反抗与解放潜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关注点。而可惜的是，英国及北美文化研究忽视了对先锋主义艺术形式和运动的关注和参与。
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必须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基础是跨学科研究，这种努力对抗着现存的学院学术分工。他们对边界的跨越、对将文化从其社会／政治语境中抽离出来的不利后果的批评，在某些人中招致了敌意。这些人相信文化自治而放弃社会学与政治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