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无畏的希望

作者:[美]巴拉克·奥巴马











  第一次看到白宮
  
  第一次看到白宫是在1984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在纽约市立学院外的哈莱姆小区做社区组织工作。此时,里根总统正在推行一轮削减学生资助的提案。于是,我与一群学生领袖一块工作——他们大多是黑人,波多黎各人或东欧后裔,几乎都是自己家庭的第一代在读大学生。我们收集反对削减提案的各种提议,然后提交给纽约议会代表团。
  这是一个简短的旅行,得到国会山职员彬彬有礼又草草的接见,这些职员实质上也比我大不了多少。黄昏时,学生们和我便抽时间去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然后再去看一看白宫。我们伫立在离海军陆战队警卫站几英尺远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眼前蜿蜒的过道上满是行人,身后则是汹涌的车流。白宫的优雅恢弘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惊讶的倒是它置身在都市的喧嚣中;我们可以靠近白宫的大门,进而绕到背后去观赏玫瑰花园以及后面的官邸。我想,白宫的不设防表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信。这证明我们的领导人与我们并无二致。他们依然要遵守法律,遵守我们的共识。
  二十年后,靠近白宫已不是那么容易了。检查哨、武装警卫、前卫、摄像头、警犬以及收缩的路障将白宫四周隔离在两个街区那么大的范围内。无证小车再不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行驶。在一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也就是我宣誓成为参议员的前一天,拉斐特公园的游人寥寥无几。当小车开出白宫大门驶上车道时,我扫了一眼,不由为昔日情景的消逝而感到一丝凄凉。白宫里面不像你从电视和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光彩夺目。它看上去管理得不错,但是显得有一些老旧,犹如人们想象中的一幢苍老的旧房子。
  我得到了一位白宫立法助理的接待,被领进了金器室(GoldRoom),大部分新当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已经聚集在这儿。十六点整听到宣布布什总统到达。他向讲台走去,看上去精神抖擞,神采奕奕,轻盈而坚定的步履似乎暗示着他胸有成竹。总统做了大约十分钟的讲话,号召这个国家团结起来,话语间伴着几记玩笑,然后邀请我们去白宫的另外一侧用茶点,并与他和第一夫人合影。
  我碰巧此时闹肚荒,所以在大部分议员开始排队等候拍照的时候,便向自助餐厅走去。我想起以前与总统的两次邂逅:一次是在议会选举后他给我送来简短的电话祝贺,另一次是总统和我及其他新任参议员一道在白宫用早餐。但是早饭会议时,我发现了他的另外一面。总统开始讨论他的第二任期的安排,主要是重申他竞选演讲的要点——在伊拉克坚持到底和修订《爱国者法案》的重要性等。忽然,好像有谁在后面动了一下开关,总统目光如炬,说话声音有些激动,语速急促,让人不习惯,也不希望人打断。他谦和的态度变得救世主般坚定。看着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同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此时我注意到权力所能带来的这种危险的隔离感,领会到先辈们设计权力制衡体系的英明。
  “议员先生?”
  我从记忆中醒来,抬头一看,只见一位年长的黑人站在我面前,他是占白宫多数的黑人侍从中的一员。
  “给您换个碟子吧?”
  我一边吞了一口像鸡肉的东西一边点点头,却发现向总统致敬的话已跑到九霄云外。我得谢谢我的主人。于是便朝蓝厅(theBlue Room)走去。门边一名年轻的陆战队战士礼貌地告诉我拍照环节已经结束,总统要赴他的下一个约会。但是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总统出现在门口,招手让我进去。
  “奥巴马!”总统握着我的手说,“进来,这是劳拉。劳拉,还记得吧,奥巴马。竞选日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见过你。美满的家庭。还有您妻子——真是位有魅力的女士。”
  “上天对我们家格外照顾,总统先生,”我握着第一夫人的手说道,同时希望自己已经把脸上的面包屑擦干净了。总统转向旁边的一名助手,助手往总统的手上喷了些洗手液。
  “来点吗?”总统说,“好东西,防感冒。”
  我不想显得不讲卫生,于是也喷了点。
  “到这里来一下,”他说,并且把我领到大厅的另一侧。“你知道,”他轻声说道,“我希望你不介意我给你提点建议。”
  “一点不,总统先生。”
  他点点头。“你的前程远大,”他说,“不可限量。但是我在这个城里呆了些时间了,我要忠告你,做好困难准备。如果像目前这样你被关注得多了,人们就会开始伺机攻击你。你要知道,这种攻击不一定只来自我们共和党,还有你们民主党。人人盼着你出现口误,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自己要小心。”
  “谢谢您的忠告,总统先生。”
  “不客气。我要走了。你要知道,你我有些东西是共同的。”
  “您指什么?”
  “我们都与阿兰·凯斯在辩论中遭遇过。那个家伙是个人物,不是吗?”
  我笑了。我们一起走出厅门时,我给他讲了一些竞选活动中的故事。直到他离开大厅,我才意识到谈话的时候我的手一直搭在他肩上——一个我下意识的习惯,但是我想,这个习惯为我交了一大帮朋友,更不用说大厅里特勤局的人员了,真是不容易。
  
  最悲惨的一次竞选
  
  一想到在2000年竞选时惨败于在任民主党国会议员波比·鲁什的手下时,我便有一阵揪心的感觉。那次竞选中,能出错的都出了错,悲剧和闹剧构成了我自己的错误。募集了几千美元后,便宣布参加竞选,之后两个星期的第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鲁什先生的知名度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我的仅为百分之十一;他的支持率保持在百分之七十,而我的仅仅只有可怜的百分之八。就这样,我掌握了现代竞选的一项重要规则:在宣布竞选之前做民意调查。
  此后事态每况愈下。十月,我为获得一位官员的支持去参加会议,这位官员是尚未向我的对手许诺给予支持的为数不多的党派人士。途中我听到一则广播简讯,国会议员鲁什已成年的儿子于住宅外被两个毒品犯枪杀。我非常震惊,并为议员感到悲痛,我立即暂停竞选一个月。
  接下来在圣诞假期中,我去了夏威夷,利用短暂的五天时间看望外祖母,顺便和妻子米歇尔及十八个月大的玛丽亚增进感情。此时,州立法机构就要召开特别会议,就枪支管制法进行投票。但是,当时玛丽亚生病了,无法乘坐飞机,我错过了投票。这项法案没有获准通过。两天之后,我在奥黑尔机场走下夜航飞机,孩子在我身后号啕大哭,米歇尔也不跟我说话。我一眼看到《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新闻,报道枪支管制法因几票之差未获通过,而州参议员及国会议员候选人奥巴马却决定在夏威夷“度假不归”。我的竞选策划人给我打了电话,提到国会议员鲁什有可能制作的广告——一排排棕榈树下,一个男子躺在海滩上的卧椅里,头戴草帽,饮着媚态酒,背景里,有夏威夷式吉他弹奏着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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