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在苦难中磨砺
作者：赵 细
父亲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分布也较为均匀，即：十七、八岁出头到四十岁，在抗日炮火中，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在求索和追求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史学家；四十岁到六十岁这无疑是他一生申的最低谷：历遭劫难、九死一生。这本应是人生的黄金期，一个学人最有价值、最出成果的时间段，却因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几次“群众运动”而荒废了。这段看似没有成就只有苦难的岁月，却锤炼了他的意志，磨砺了他的思想。锻炼了他的体魄，为六十岁以后的暮年阶段产生的飞跃奠定了精神、物质基础，即：学术思想进一步的深沉、穗健与长达九十一年的高寿，完成了一个史学家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
父亲是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的。戴帽不久就随兰州大学历史系合并到西北师大，校、系的合并难免带来小争小斗，而首当其冲成为受气筒的当然是“五类分子”了，更何况还是“外来”的“分子”，这受苦、受累的活，落到外来右派的头上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再遇上下放到河西走廊农场劳动这样生死难卜的差事，兰大并进来的教职员工和右派分子，就自然而然地排在了首选之列。
父亲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他为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别人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父亲这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何况是在山丹农场那种困苦状态下读史书呢。这样，父亲就自然对各种历史场景有着別样的体会和理解，对于一个史学家，也就是在这千载难逢的境地中，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学术上的反思，父亲晚年在学术上又有了一个飞跃，不能不说与这段刻骨铭心的际遇有关。这段阅历带给他的正面效应无疑是思想境界更进一步的深沉与稳健。
二姐赵纪的死，无疑对父亲是个沉重打击。父母在其碑文中写下“因登山失慎，殒殁于甘肃皋兰山下：得年一十八岁……”在父母的六个子女中，二姐赵纪是唯一没有偏科的一个。即数、理、化、文、体、美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五八年，街头壁画有不少佳作出自她手，而且，她还是创甘肃省纪录的长跑运动健将。那几年，国庆大游行的纪录片中，抬着“体育大队”队标的几员为甘肃体育立下汗马功劳的虎将中，就有二姐赵纪的身影，绰号“大洋马”。就是这样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最后定格在“得年一十八岁”的如花年华，未能善终。
六一年的寒假，二姐住校未归，她当时正值高三，要在学校准备即将面临的商考。那时有两件事让她十分郁闷，一件是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多门功课的课代表，又吃苦耐劳，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处事待人皆很低调，颇得师生们的好评，但在入团时却受到了挫折。老师、同学都激励她一定要报考清华，以她的功底和才华，考清华应该是“小菜一碟”，而她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步父亲后尘去清华园转一遭。哪知回家一提，被母亲兜头一瓢冷水：“你千万不能报考清华，就凭你爸爸，人家就不会要你。你是兰大附中的尖子生，表现也好，还有长项，知根知底的兰大不会不要你。”
母亲是对的。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可谓是名扬四海，这里出来的莘莘学子走到哪儿都是深受欢迎的。之所以有此佳誉，不外乎这里云集了一批大名鼎鼎的化学家。而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就是蜚声国内外的兰大化学系的领军人物。陈、左二位50年代就被定为二级教授，陈时伟还身兼兰大副校长之职。五七年，夫妻双双落网，被定为极右分子。其小女儿陈绪明当时在兰州一中就读，也是即将商考、品学皆佳的好学生。一位省上的领导去一中作形势报告，提到了“我省大右派陈时伟如何如何”，这位初生牛犊、不知厉害的陈家小女竟在校门口堵住首长专车，质问其：“你凭什么这样讲我的父亲?”当对方得知这就是陈家千金时，笑着点点头钻进车中扬长而去，其后换来的自然是商考名落孙山，而且其后几年也是屡考屡败。我大姐比陈绪明低两届，就在大姐都快大学毕业了，左宗杞找到了当时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不无伤感地说：“我们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无数的工农子弟，可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在江校长的过问下，陈绪明在高中毕业五六年后才得以考入兰大物理系，福兮?祸兮?圓了大学梦的陈氏一家，无法预测这吉凶未卜的未来。真可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一起，已深悟利害的陈绪明就赶紧贴出声明，声讨自己的父母以示划清界限，可这就能饶了你么?她还是被放置在几张码起来的大桌子上面跪着，胸前挂着大右派子女的牌子示众，不久，她失踪了，时至今日、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左宗杞每当听到哪里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或某省某乡偏僻山村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疯子，她都不顾路途迢遥、不惜代价地赶过去一辨真伪，每次均失望而归，见人就如祥林嫂般地念叨：“……我去了，不是我家明明。”每逢此时，母亲都会潸然泪下，回来对我父亲说：“我们的纪儿倒是没丢，也不过只剩下一副骸骨……”
这样的先例，让母亲断然做出“不准报清华，只能报兰大”的决定。因为父亲原因入团未果，后又放弃报考清华，是那年寒假让二姐赵纪郁闷的两人心结。2月2日，一场小雪后的中午，她鬼使神差地跟着两位室友上山去拾“地衣”(一种类似发菜，贴着地皮、遇水即胀的菌类野生植物)，这一去连殒两命，就再也没能够回来，她们临上山时曾找食堂大师傅商量，让她们把晚餐券一并打出吃掉，晚上她们可以吃拣回来的野菜，遭到大师傅的断然拒绝。当听到她们失足皋兰山、再也回不来时，那位大师傅失声痛哭，再三重复着：“我要早知道这两个娃回不来，说什么也得让她们吃饱了再走呵……”2月2日的晚餐券被父亲牢牢粘在了那一年的日记本中，成为全家痛彻心肺的一个纪念物……
父亲接到了母亲“速归”的电报，其实场部也接到学校“女儿亡故”的实情，只是没有告诉他真相，通知他收拾东西可以回家了，其他留场人员还牢骚满腹地说：“赵俪生的老婆想他了，捏个词让他回家过年哩。”等父亲踏上归途，场部才当众宣布“赵俪生家中死了人”的消息，以此来稳住人心浮动、思家心切的留场人员的情绪。
父亲是怎样从四十里铺赶到了山丹火车站，至今仍是个谜，在他的《死三人记》中，有两位就是倒毙荒郊的，一个是劳动完躺在麦草中无人问津冻饿而亡，另一位进城看病，每走一程遇到有单位、有人家的地方就掏出单位证明、粮票钱款，希望能卖给他一口吃的，但那年代就是有钱、有粮票也换不来一口吃的，他就这样走一截、乞求一阵，无望再往前走，好容易挪到了城边，望城倒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饥肠辘辘且已衰弱到极点，被大家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