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作者：吴敬琏 马国川
确立市场改革的信念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您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称为“吴市场”，您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是从什么时侯开始建立起来的?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我的认识有一个很长的转变过程。建国初期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长，时间里深信苏联那一套。“文革”中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亲眼目睹极“左”路线造成的农村惨状，特别是有幸和顾准深入交往，在他的影响下认真读书和思考，我的思想才有了重大变化。
在1956年顾准就提出了由自由浮动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顾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理论观点、治学态度以及处世哲学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
1977～1978年间，我参加了我的老师于光远组织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这些学术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经济学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经济学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求知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不过对于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我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形成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那是上世纪80年代重新学习经济学以后的事情。
马：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的?
吴：在主张改革的国内学者中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以孙冶方、马洪和蒋一苇为首，认为经济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主张改革要从对企业“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人手；另一种以薛暮桥、刘明夫为首，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前者得到了部分经济官员和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持，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后者在薛暮桥代国务院体改办为党中央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时侯，把它写了进去，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且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赞赏。
马：您呢?
吴：我比较倾向于薛暮桥的观点。
马：总的来说，这时多数人还停留在采取某些能够“调动积极性”的政策调整来改善经济体系的运行状况，而没有把它看成是经济体制的转型。
吴：我和不少其他学者一样，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更多地出于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恶果的感性认识和道德上的义愤，认为极“左”的政策必须作出改变，而没有质疑计划经济制度本身的可行性，也没有想清楚到底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不过，1980～1981年两位东欧经济学家来到中国讲学，启发了我的思考。
一位是原波兰改革经济学家、后来入籍英国的W.布鲁斯，另一位是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时主持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后来流亡到瑞士的奥，锡克。布鲁斯介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几种模式和苏联、东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经济改革是从一种经济系统转变为另一种经济系统。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即集中计划经济无法有效运转，需要由另外一个经济系统，比如说：“内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来代替。锡克的观点比布鲁斯更接近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主张通过价格改革建立自由价格制度。
两人的到来给中国经济学家很大的冲击。在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热潮。1983年1月，我如愿以偿，走出国门，到了美国的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一方面从头学习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仔细观察美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这样就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清晰的理论认识和实际感受。然后对照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分析中国过去改革的失误所在。
马：具体而言，过去经济改革的失误是什么?
吴：主要是在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反复进行“放权让利”。就是把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去行使。这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济机制。虽然这种分权使地方有了某种独立的经济利益，促使它们支持当地企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分权的命令经济并不是一种能够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弄得不好，就成了“诸侯经济”，而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行政性分权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多次施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惟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我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这一信念。
“吴市场”的由来
马：1989年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再起。
吴：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行价格、工资改革“闯关”，触发了全面抢购的风潮。9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改革，转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向反对改革的人们认为找到了把柄，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1989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到通知说，邓力群受党中央委托，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七十天的经验教训。我作为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孙尚清的助手参加了部分会议的讨论。1989年11月7日上午，在中南海举行经济分组的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主要是我和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之间的争论。我和许毅所长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了，他是我的学长。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负面现象，像通货膨胀、贪污腐败、“诸侯经济”等的抨击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但是一讲到这些问题的来由，我和他就有很大的分歧。许毅第一个发言，他在列举社会上存在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等负面现象以后，把它们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改革的方向出了毛病。他说：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却搞了个“市场取向”，导致种种问题的发生。我紧接着许毅发言，表示完全不能同意他把这些负面现象归因于市场取向改革。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问题正出在没有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发展战略上，继续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增长；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扩大市场的作用，而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大跃进”时代就搞过，继续这样搞，只能造成种种恶果：一是行政性分权，造成市场割据、“诸侯经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