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机关大院的故事
作者：张 华
这个大院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大院中活着的长辈已寥寥，曾经的玩伴不少也都离去，他们却始终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一幕暮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看多了。心凉了，内心刻满了深深的恐惧，我过去的魂失落在了机关大院……
抗战夫妻
江伯伯是机关副秘书长，山西人氏。他比父亲小五六岁，冬天总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夏日一成不变白色短衫，领口从来扣得很紧，不苟言笑，跟父亲一样凡人不理。又由于个头偏商略胖，比父亲威严许多，却缺少父亲的儒雅，给人的印象更加眼高于顶。他管行政，与总务的工人打交道多。大院中工人阶级最是恨他，“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狠狠报复了一把。运动初起时，响应共产党员人事干部的号召，他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拉到台上批斗。一次甚至把红卫兵招来，举起皮鞭将他猛抽一顿。听观看批斗的人说，当时就把他的头打破了，鲜血顺着脖颈淌到白衬衫上……好在他想得开，命也大，没过多久，上面便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了。江伯伯虽属走资派，早年参加过民主运动，却没在党，这才逃过一劫，慢慢被造反派淡忘。
由于没生过孩子，初到大院的江妈妈显得相当年轻，身材适中，皮肤白皙，又因戴副眼镜，凭添了几分温文尔雅。她是高度近视，上下班从不骑车。每日早晚常能看见她从我家门前走过，手里拿个皮包。引起我注意的是她手里那个考究的皮包，阳光下熠熠生辉，映衬得拿包的女子也考究起来，
母亲是个热情人，见面爱主动与人打招呼。她和江妈妈是同庚老乡，很快便稔熟，进而无话不谈。如果说母亲在大院中还有朋友，就该是这位江妈妈。
作为职业妇女又没有孩子拖累，江妈妈对家务很不擅长。为此，她曾向母亲诉苦，说江伯伯总骂她笨手笨脚。母亲便将自家的泡菜捞出来，教她怎么用肉末炒，第二天，她满脸笑容来到我家，说江伯伯特別爱吃，并一个劲儿夸母亲能干。受到鼓励的母亲越发来了精神，又教给她几样自己的拿手菜。
江氏夫妻在大院住到大约1959年，我小学五年级时，他家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位比我大一两岁的男孩儿，一看就知是从乡下来的，身穿土布衣服，面对五颜六色的花花世界不知所措，只能以呆滞的目光应对。
男孩子来了没几天，江妈妈就来找母亲了，满脸愁云，无奈中夹杂着几丝愤懑。两人关起门来，唧咕了大半天。江妈妈前脚走，母亲便在后面开启广播，替她抱起不平。
原来，那男孩儿为江伯伯与前妻所生，抗战时期，江伯伯从老家辗转来到重庆工作，在那里邂逅了江妈妈，那时的江妈妈迈出校门不久，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姑娘。比她大几岁的江伯伯眉宇间透着英武，精明能干，一时间给年轻的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当江伯伯表示自己是个没有家眷的单身汉并主动向她示爱时，她很快缴械投了降。嫁给江伯伯后，她却有点后悔，因为她实在并不了解这个男人。江伯伯的表现就像雾重庆，将自己包裹在云雾似的秘密里，有许多事情不叫她知道。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也就罢了，当她得知老江在老家居然有老婆孩子时，一颗心简直冻成了冰棍儿。她特别爱面子，原以为找到的是如意郎君，没想到却受骗上当，等于做了人家的小妾。无奈生米已然煮熟，她惟有将满腔的委屈藏于心底，连父母都不敢告诉。其实，这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色，俗称“抗战夫妻”。
尽管对老江耿耿于怀，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内心也逐渐平复：眼不见心净，只要原配与孩子不到跟前，他们不就跟普通夫妻一般无二吗?
然而，前妻的孩子不打声招呼便到眼前了。好歹也得知会一声吧，这是起码的尊重……思前想后，她觉得特别委屈，对旁人说不出道不明，憋在心里胸膛简直要爆炸，她只有到母亲这里来倾诉，
江妈妈不是母老虎，何况“无后为大”，她又不能生，也只有又一次面对既成事实了。
从此，我们在大院中玩儿，就看到江家的男孩儿怯怯地站立着呆看。不久，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建国，当时最时髦的名字。
为与江伯伯赌气，也为了老来有所依靠，江妈妈终于鼓足勇气对抗，领养了个女孩儿。大院中都知道，那是个被丢弃在医院的私生女。自从有了女儿，不擅家务的江妈妈更加手忙脚乱，虽然请了个保姆，她还是不放心，时常匆匆出入我家，向母亲请教育儿经验，或是求教缝纫知识，母亲有求必应，不断帮忙出谋划策。但有时会忍不住背后说她几句，有福不会享，这么不能干，有的罪受喽!
有一次，母亲从江家回来，进门便对我说，你江妈妈让我去给小柔改衣裳，顺手拿出件旗袍，真好看!她给我看她穿旗袍拍的照片，漂亮得很!唉，没想到被老江骗到了手，冤枉啊!你说老江多没良心，小柔的生活费、保姆费都是江妈妈一人出，他这当爸爸的竟一毛不拔。山西老心儿，就是小气……
父亲在旁打断了她的话，別人家的事情你少说几句不行吗?可母亲就是当时住了口，一会儿还是要忍不住唠叨的。
时间如飞，建国进了商中，小柔也逐渐熬大。建国一直在所谓的棒子面中学读书。自从进入高中，他出息了，不但入了团，还当上干部，我则越混越抽抽。
到了“文革”，大院人的命运则基本相同，建国去了东北兵团。他甚至比我办回来得还晚，但没有耽误娶妻生子，后来在某机关做小干部。
小柔很幸运，由于年龄小，学业没在“文革”中耽误。惟一的挫折是第一次考大学只被外地学校录取，而江妈妈说什么也不叫她去。那时的规定必须服从分配，否则将再没资格入大学。眼看小柔上大学无望，多亏机关为她出了个证明，也许还是沾了民主人士的光吧，她第二年又考取师范，毕业后在中学当老师。
儿女们出去单过后，江氏夫妻到晚年取和平共处、亙不干涉方针。除病痛外，他们都活到了高寿。
除抗战夫妻这一中国特色及“文革”中的小插曲，这对夫妻该算比较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人生的大起大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有时就想，什么人生的大境界、小境界，惟有平安是福。然而，能得一生平安的人在我周围似乎不多。
“假积极兼破鞋”
杨阿姨是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搬进大院时三十余岁，两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她个子不高，肩膀略宽，修眉大眼，眼角上挑，脸总是抹得雪白，长得颇像唱京戏的青衣。
听母亲与邻居闲聊，据说她丈夫解放前夕丢下她们母子，仓皇逃去了台湾，她是靠一个政协委员的关系被介绍到机关的。因文化程度只有商中，便只能做普通文员。
但她很活跃，是文艺积极分子，货真价实的票友。我就曾在政协礼堂看过她演《四郎探母》，饰四郎的原配夫人，虽没多少戏份，唱做却像模像样。连她的大儿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