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我的朋友
作者：王安忆 张新颖
文学讲习所的同学
王安忆：就我的创作道路，在我的写作的生平里边，大概有几个关节口，有一个是讲习所，讲习所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1978年我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做编辑，写了些儿童小说，其中那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得了一个全国的奖。当时我去讲习所，应该讲我是里边资历最弱的、整个情况最差的一个人，因为我的业绩恐怕只有这一个短篇小说，六千字，而且那时奖还没评出来，只是有些好评，后来在我们学习期间才评出来，是二等奖。其他同学多是得了全国的优秀小说奖啊，中篇小说奖啊，短篇小说奖，说出来一个个名字都很吓人的，蒋子龙是我们班长，还有叶文玲，陈国凯是我们副班长，还有张抗抗，还有上海的竹林，还有叶辛，叶辛那时候在贵州，还不算上海的，还有陈世旭。反正我们这里边三分之一是得过奖的。好像全国奖里边凡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差不多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说是第五届，之前有四届，全都是“文革”以前。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到了我们后边就改成鲁迅文学院了，人们都称我们为“黄埔五期”。这帮子人太棒了，老师都对他们很客气，我在里边就显得特别差，特别没资本。我在讲习所里，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因为半年里边基本上半天上课，其余时间你就是写作，而且在班里边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气氛，都很想发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为我资历特别薄，所以我就写得特别勤奋，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是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泡一泡。从那时候开始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
我在这班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讲习所的时期或者写作或者发表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三篇东西，这在班上挺轰动的。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雨，沙沙沙》这么一个小说挺特别的。我现在回想起我们这个班上的人都蛮好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宗汉，当时在主持一本地市级的刊物，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就向班上的同学约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小说，他却把这篇小说给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说季刊》，他说给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琐记》。他们都待我蛮好。蒋子龙也向我约稿，那时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编，他向我约，我就给他了一篇小说，他亲自指导我改，他真是有兄长风度的人。记得有一篇对我来说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苦果》。当时写好给叶辛看的，叶辛在那里也是比较成功的，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叶辛看了以后很肯定我，激动得不得了，他当时就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写东西很有气氛。”那时候我和叶辛接触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较喜欢清静，与人打交道也比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讲习所度过的，不像别人朋友多。叶辛那时候就是和我讲怎么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叶辛很有趣。叶辛谈他在贵州的生活谈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他谈的贵州生活比他小说里写的要生动得多了。
他那时候在农村，让他去教小学，他很负责任，去家访，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一直在干活，看到叶辛来家访，什么也没说，就到后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后就用砍刀削成一个打人的工具塞给叶辛，说你用这个打他。他们都是体罚的，打得非常厉害。有一次有个孩子，个子比较高，叶辛比较矮小嘛，结果打起来了，叶辛性格也很耿，就说你再也不能进学校，结果这个孩子就失学了。小学毕业要考中学了，他说一定要让他们上中学，当时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上中学的。怎么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他的同学那儿去搞到了考试的数学题目，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时他又搞到了当时的作文题目，他给全班五十个人写了五十篇作文，每个人背。结果除了几个年龄超过的，其他统统都上了中学。多年后碰到一个学生，他怎么说?他说至少他，学习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会刷牙，会用床单。他讲的故事都很好听，可是老看不到他写下来。还有刚刚开始上学，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谁家里有书，其实是他自己很想看书，因为上海带来的书已经看完了，最后只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家里有本书，他说你明天带来给我看看。第二天小孩子拿来了，是1956年出的一本皇历，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文化财产。叶辛也很好玩，似乎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学梦想输出给小孩子，教他们普希金的诗，他觉得他教学中有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自始至终只能讲本地话不会说普通话，他们是用贵州话念“秋风来了……”他学给我听：很生动。
然后他还给他们念高尔基的《二十九个和一个》，讲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么是面包，有一次他回来探亲就买了个面包带去放在讲台上。我问你是不是给他们每人吃一口?他说我要自己吃，他们就排队绕着面包走了一圈。他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写，真是气死人啊。他的文学是另外一种文学，很奇怪，他讲很多故事真是好极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古华那时候就在班上跟我们说他的小说，讲《爬满青藤的小屋》。《爬满青藤的小屋》是被《上海文学》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在哪儿发表了得了全国奖。他讲得最好的是《芙蓉镇》，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现在那么随意地写，他们那些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了，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来的，以故事为主，故事在他们那里是很结实很结实的东西，有多少生活经验，多少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慢慢结构成《芙蓉镇》。乔典运当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穿了件黑棉袄，剃了个平顶头，完全就是个农民的样子，他来我们班上的时候好像四十九岁还是多少，反正我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到北戴河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干部，就说你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应该打破一些圈子，应该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王安忆可以和乔典运在一起谈谈嘛。可见我和他有多么不同。一个是年龄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后一个农村一个上海的，于是大家就轰然大笑，就觉得很滑稽。
那段生活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写作起点，和他们在一起会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骄傲，把头回过去可以说这个写得不好，那个写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会发现他们眼界很开阔，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们的，挺崇拜他们的。
北京挺有这种圈子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