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我们新三届
作者：王昕朋
知青，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中国一段独特的历史。无论多少年后，只要提起知青，就会带出一串感天动地的故事。
中国的知青有老三届、新三届之说，这是按照他们在校毕业的时间划分的。一般说来，老三届是指“文革”前期的高初中毕业生，新三届是指“文革”复课后的高初中毕业生。
老三届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响亮的品牌。有人形容说，在中国各地甚至欧美等国有华人的地方，只要一提到老三届，马上就有笑脸相迎，就有热情洋溢，就有美酒飘香。他们中很多人走出蹉跎岁月，踏平一路坎坷，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的成为著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明星企业家。我们新三届中也有一些人，经过多年努力，成长为各条战线的精英人物。
朋友相聚时，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词汇形容你们新三届呢?我就把前几年一句很流行的顺口溜略加修改，当作回答：“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上山下乡吃尽苦，返城没有好工作；人到中年下了岗，苦难一个接一个。”朋友们听了就说：调侃得让人捧腹，辛酸得让人落泪，真实得让人不可思议。
我们的1966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新三届都是刚读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对于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不要说理解，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
那个年月，隔三差五就要有一次大游行。
现在已记不清被批斗的是些什么人了。只记得每次大游行，队伍前边都要有几个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那时，我们不懂什么叫“牛鬼蛇神”，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斗争那些人。但是，每次大游行，我们都要参加。游行时，我们那所乡下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有几百个学生，每排两个人，要排出很长的队伍。学生队伍的后边，是当地的农民。那时农民都被“发动”起来了，积极性很高，谁不参加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坏人。还有谁敢不参加呢?学生加上农民，游行的队伍排几里长，声势十分浩大。几百人喊口号时，更是壮观，尽管我们不知道那些口号的含义。
每次游行，都要走很远的路。一个大队有几个自然村，几个自然村相隔几里路。游行要走遍几个村。我记得最远一次游行是到公社所在地，经过七八个村庄，走了十几里路。一路上，很多人都憋着一泡尿，好不容易在一个村头看见一个厕所，大家一哄而散，蜂拥着往厕所里钻。游行的队伍一下子乱了。领头的跑前跑后吆喝，累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把队伍组织好。于是，又继续前进。当时，我已经憋得实在难忍，就故意放慢了脚步，拖到了队伍的尾部，想寻机解决一下。我看见有一位老师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也和我一样，走得很慢，表情也很痛苦。
又走了一会儿，到了一个村庄的庄头，看见了一个土墙围起来的厕所。走在我前边的那个老师和几个同学钻了进去，可是，接着又跑了出来，一个个神情慌张。那位老师边跑边对几个同学说：“赶快把红袖章戴上!”
我正感到莫名其妙时，厕所里出来两个气势汹汹的农村妇女。原来，那个老师和几个同学进去时，厕所里有两个农村妇女正在里边。农村厕所虽然也分男女，但大多没有用字标明，即使有的用石灰水标明，一场雨水就冲洗掉了。那个老师和几个同学没看到男女标志，钻错了地方，这下惹了祸端。两个妇女提着裤子追出来，气势汹汹正要骂娘。老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游斗的牛鬼蛇神不见了，是不是钻厕所里了?”
那两个妇女一脸惊恐，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说没看见。
老师故意抬了抬胳膊，让那两个妇女看清他的红袖章。然后，他向我们挥了挥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厕所。我们小解完出来，看见那两个妇女正在低声嘀咕。老师板起面孔，严肃地对她们说：“如果发现了，赶快向我们汇报!”
那两个农村妇女吓得直点头。
走出很远，我们才开怀大笑。那次如果不是红袖章，我们少不了一顿臭骂。许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就很容易想起一句话：政治在一定的情况下，的确能充当遮羞布。
过去看电影时，曾在一些战争的影片里，看到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的镜头，没想到“文革”初期，这些场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
那一年，我在供销社工作的祖父，到山北边一个叫潘林的山村搞代销点，就住在村子里。那时候，一方面制度比较严，不允许向村里吃喝拿要；一方面公职人员比较自觉，不占村子里的便宜。代销店的人自己做饭，所以每隔几天，我和哥哥要去给祖父送一次干粮。那时，农村到处设哨卡，对过路的行人进行盘查。行人必须背出几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别想轻易离开。轻则把你赶回去，重则让所在大队来人领回去批判。祖父怕我和哥哥返回时遇上哨卡，就建议我们翻过一个山口回去。虽然山路难走一些，但估计不至于有哨卡。
果然，出村时十分顺利，没有遇到哨卡，我和哥哥松了一口气。
正值中秋时节，山上的景色宜人。那时，自然生态保护得还相当好，几近原始。山上有泉水，泉水又形成了一条条小溪，潺潺流水生动活泼。满山遍野的树木郁郁葱葱，偶尔还飘来阵阵花香。我和哥哥兴高采烈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心情轻松愉快。
突然，路边的沟里跳出两个人，吓了我们一跳。那是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几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像电影里见过的那样，他们都手持红缨枪，戴着红袖章。我和哥哥愣住了。
“你们从哪里来的?”个子高点儿的孩子问。
我指了指北边方向。
那两个孩子向北看了一眼，就开门见山地问：“你们能背毛主席语录吗?”
好在我和哥哥都在学校宣传队，而那个时代的学校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背毛主席语录是宣传队员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功。我尤其对《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背得很熟，能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我哥哥先背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可能因为过于紧张，其中有两旬背错了。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汗水流了下来。但是，那两个孩子好像没有听出来。我这才发现，他们自己也背不出几段毛主席语录，只是在这个哨卡做做形式。
这样，我的心情也不紧张了，背语录时很顺畅。
后来，那两个孩子听得倒有些紧张了。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哨卡。
今天想来，有一种滑稽感。
我们的今天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曾经就新三届进行过讨论，称我们为“被耽搁的一代”、“被毁掉的一代”，理由是这一代人没有真正地读过几年书，不像老三届那样有文化、有正气、有上进心和责任感。事实也是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步入学校，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学校一度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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