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像柳树一样活着

作者:崔东汇











  你知道柳树,未必就知道像柳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从《诗经》里知道柳树与人的情感时,我已坐在了邯郸师专的教室里。可惜当时并未仔细把玩脉脉此情。
  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责任到了我父亲的名下。欢欣鼓舞的父亲为了表达对土地的虔诚,爬上村东老柳树砍了一抱粗柳枝,哼着小曲把它们一字排开栽在自家地头,豪气十足地对我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檩梁,等你成家盖房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父亲还用耕种土地的思维方式来考量我的前程。因为,此时跟。随了我十七年的农业户口终于随我迁往了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人生从此将另起一行,与土地的关系也将暂告一个段落。本该属于我的那份责任田也由国家转换成了令乡亲们羡慕不已的供应票证。
  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城市),柳树在那头(乡村)。
  越来越时髦的城市让土里土气的柳树变得灰头灰脸,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传统诗词文赋中柳树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的乡村去寻找。倒不是乡下人偏爱柳树,而是因为柳树们性命质朴容易存活,正像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一样,不管天灾人祸风雨交加,还都接二连三地充斥了人间,廉价地延续着人间的烟火,卑微而顽强地活着。
  城市出生的同龄人不属于柳树种类,他们有相对优越的生存土壤。
  我们当然也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而彼时彼地能顺利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只有4.3%。这就意味着95.7%的人要从这独木桥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后干脆就永远把理想还给了村边的柳树。我第一年从理科上摔下来,第二年又从文科上冲了过去。而我的一个同学从1979年开始,连考六年,用了两次解放战争的时间才把自己从独木桥上解放出来。
  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人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习韧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数十步漫长得让我们拼死拼活,焦头烂额。
  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滚润。
  我们用书本摆渡着自己,虽然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达彼岸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青春的萌动不断在油灯上摇曳,那个面容姣好的女同学王静花就常常走到我们的梦中。但往往又是转瞬即逝,人家一个非农业户口就足以让我们自惭形秽白日做梦。王静花在夏天可以每天举着一根冰棍斜靠在门框上优雅地享受,羡慕得我们口干舌燥浑身冒汗。可我们不敢,因为五分钱几乎是我们两顿饭的菜票。
  师专破破烂烂的教室,让我产生仍在县中学一样的感觉。陌生的面孔和多杂的口音以及许多经历大抵相似的同学,多多少少填补了一点好奇心。那年有两件事难忘:一是审判“四人帮”,一是学校所在区的人大代表选举。
  年龄大的同学拿着一张张选票招摇,我们年龄小的同学就愤愤不平地找班主任讨说法。班主任哑然失笑:你们不满十八周岁,还不是真正的公民,没有选举权。这才知道了公民和选举权这两个概念。
  我们那届学生来源依然杂乱,年龄参差不齐,大小差距有七八岁之多。老宽在地方铁路开了五年小火车,被精简下来后胡子拉碴地同我们坐在了一个教室,看见他我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当过兵的、上过几年临时班的都有。这些同学在社会上见多识广,每天晚自习后,抽着烟半躺在床上神吹,话题大多是围绕女人,把见到的男女肉体接触讲得绘声绘色,听得我们面红耳赤心惊肉跳。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很知足,一副曾经沧海的样子。而我们这些从校门走进校门的同学,对男女之事知之甚少,总是兴趣盎然地倾听他们的描述,可出了宿舍又一本正经地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这些人的故作清高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些年龄小的同学开始了偷偷摸摸地约会。在我上铺的S每天很晚才回宿舍,上床时铁架子吱吱咯咯地响,惊我好梦烦恼不堪。S却酸溜溜地说:孟子日,食色,性也。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教室开夜车看书学习,他的鸿鹄之志早已超过了后来社会为他拟定的教师这个职业。
  师专的学习生活稀里糊涂一晃而过。毕业时,几个家在市里的同学留在了城市,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捞了个文凭和非农业户口又分配到了农村中学工作。S神色黯然地说:完了,这跟回村里当农民有啥区别?显然,现实冷酷了他的理想。
  泪水涟涟、“祝你成才”,分别的激动和鼓励我都忧郁地留给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乡村中学。也有一个收获:我们那些年龄小的同学毕业时都以“公民”的身份步入了社会,而这个“公民”也仅是年龄层面上的,谁知道将来自己对社会和社会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样呢?
  父亲栽下柳树后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了,就像对我一样,把我迎接到人间他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并不是我们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识字,没法在我读书时指导我的学习;他没有权势,没办法为我铺就锦绣前程。他能为我考虑的只是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婚姻。其实,在我第一次落榜后,鉴于当时的家庭条件和我本人的自然条件,父亲就已经私下与哥哥商量,一旦我再次落榜回村后成了老大难,就花钱从四川给我买个女人。他甚至有意识地去讨好村里的人贩子王老拐,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得到优惠。所以我考上学后,父亲长长松了一口气:好树不用砍,好人不用管,你看俺家二小子,我就没管过他。那套无为而治的柳树经成了父亲多年的谈资。
  而我在城市的种种经历证明父亲的那套柳树经是片面的,它只适用于柳树和我考学之前。因为城市不是乡村。
  一个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周末,我童心骤起,要为儿子拧一个柳笛。走了许多大街小巷,竟没有找到一棵柳树,在经过公园门口时才发现几株柳树势单力薄地被挤压在众多花木之间,而气势汹汹的法国梧桐臃肿地充塞着街道,那窈窕细柳的丝丝拂面已经只是公园里的一个标本了。
  一代又一代乡下人从田野走向城市,用柳树的淳朴延续着城市的历史。一茬又一茬的柳树用自己的韧性丰富着城市的风景和人们的情感,折柳惜别、烟柳传情、柳丝寄意——柳树是城市最古老的意象之一。
  如今,城市的酥胸粉脸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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