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我在父辈们的争执中成长
作者：郎 朗
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有自尊心，一个五十岁的老师同样有自尊心。自尊心是很脆弱的东西。如果说我的自我感觉曾经很差，此刻它却变得太过良好。在短短三年里，我从被一位老师扫地出门到在德国赢得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一等奖和特别奖两项大奖，变化不小，如果不这样那才奇怪呢。
父亲的自我感觉当然也和我一起膨胀。他从前就喜欢吹嘘我的成绩，尤其是在和我一样学琴的孩子的家长面前。如今可供他夸耀的东西更多了。也许是因为他嗓门太大，他在我的同学家人的圈子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但同时，他们又愿意让他听他们的孩子弹琴，评判他们孩子的潜力。他俨然成了学校里一位非正式的教授。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都很骄傲。他们的名声和他们的学生密切相关。学生中获奖人数越多，他们的地位就越高。我在德国拿了第一之后，我的指导教授赵教授在音乐学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不少。
当我们从德国回国的时候，我以为音乐学院，也许甚至政府，会派出代表来迎接我们。我这么想也是可以理解，但没有人来，没有鲜花或电视摄像机迎接我们的归来。父亲和我自费去德国，结果却赢得了头奖。如今凯旋，应该说也是为国家争光了，难道我不该受到热烈的欢迎吗?
父亲说：“别担心。我们得到的奖金足够我们把欠的钱还给亲戚和银行，还有多的留下来可以买高级音响设备，这样你就可以听音乐光盘来学习。每个认识你的人都为你骄傲，但不要对音乐学院抱太多期望。音乐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学知识的地方，但也是培养嫉妒的温床。你从前就见识过，但现在你会看得更多。”
德国之行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在期末考试时弹了《匈牙利狂想曲第6号》。我觉得自己弹得有声有色，但考官们把我排在第三名，就好像是要给我一点教训，让我摆正自己的位置。拿第一的那个男孩弹的是一首很简单的中国民歌。为了证明他们决定的正确性，他们把我的演奏批得体无完肤。但在那些表面上看很有道理的批评背后，那些考官们其实在说：欧洲的评委也许有自由把你捧到天上，但这儿是中国，我们会让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最后的排名登出来后，父亲火冒三丈。他冲着考官们直嚷嚷：“你们这是欺负人。你们明知道郎朗是第一名。他在埃特林根战胜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拿了第一名。他击败了中国最好的钢琴手清和文。如果郎朗能打败他们，他当然能打败投考附中的学生们。他确实比他们弹得好!你们都知道他弹得比他们好!他应该拿第一，你们给他第三名，明摆就是要羞辱他，让他知道这儿谁是管事儿的，让他知道欧洲和这儿是两码事。可是在欧洲评委很公正。在这儿，你们都只会力捧自己的学生，好让自己的事业往前走。还有人接受贿赂!不像话!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父亲也抱怨赵教授，认为他和其他人一样有责任。在父亲看来，虽然是其他教授力主给我打低分，但赵教授应该为我据理力争。
父亲说：“他应该为你辩护，但他连一声也没吭。”
父亲找机会为我约见了殷承宗。殷承宗听完我的演奏后，说我理解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真髓。他鼓励我学习这两位作曲家最困难的曲目。我把他的鼓励当成是最高形式的赞赏。
殷承宗老师鼓励我，对我也很有耐心。当他答应给我上钢琴课时，我和父亲都欣喜过望。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不能让赵教授知道这回事。他会很生气。中国的老师一般不喜欢自己的学生求教于其他老师。虽然父亲认为赵教授没有挺身为我说话，但我们不想冒失去赵教授的险。赵教授仍然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所以，我跟殷承宗老师上课是秘密进行的。
父亲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柴可夫斯基青年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上，比赛将于夏天在日本举行。对于一个年轻的钢琴家来说，这项比赛是所有比赛中难度最大的。尽管我知道是不可能的，我还是央求母亲陪我同行。她对我说，因为她爱我，她才会腾出位置来，让父亲陪着我，帮我成为第一名。培养我，让我施展才华，成名成家对我们三个人都是一份激动人心的经历，对此我们三人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我们每人都能出一份力。这是她多年一贯的说词。如今往回看，我意识到，有一些人的自我感和我的事业拴在一起，而在这所有人当中，母亲是最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当她被迫和儿子两地分居时，她没有流露心头的苦痛。她来北京探望我们的机会不多，和我们在一起时，她也从没有感叹命运坎坷，抱怨生活艰辛。她一心一意爱我，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安乐，而我也因此更加爱她。
父亲是世界上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他给自己的任务是确保周围人的自我、我的老师、我参加的比赛这三项都对我的成功推波助澜。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够阻拦他完成他的任务。
他说：“这次在日本的柴可夫斯基比赛非常关键，比在德国的比赛还要重要。决赛前六名有机会和莫斯科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前三名的演出能上电视，在国际上转播。如果这次在日本拿了第一，你在全世界都会出名。美国的音乐学院像朱丽亚和柯蒂斯都会为你提供奖学金，我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老师，获得最好的指导。”
赵教授认为我应该弹莫扎特，但那时我还不很擅长演奏莫扎特的曲子，我还不理解他的音乐天才的复杂精微之处。殷承宗老师认为我应该弹贝多芬。比起莫扎特，我也更愿意弹贝多芬。但父亲觉得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更能突显我内心的音乐感，于是他就让我专心准备那首曲子。这么多不同意见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不久又有一位老师提出异议。屠教授在父亲眼里是全国最优秀的钢琴老师，也是比赛中唯一代表中国的一位评委。
她授课收费很高，一堂课要一千块钱，但能请专家提出不同看法，父亲付得心甘情愿。在中国的古典音乐圈子里，她说的话很有权威性。
她要我弹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给她听。我很肯定她会喜欢我的演奏。
等我弹完后，她说：“在日本比赛时弹这首曲子会是一个错误。”
“您能不能教他怎样才能更好地诠释这首曲子?”
“我做不到。这首曲子选得不对。他不理解肖邦写这首曲子时饱含诗情的渴望。这首曲子对演奏者情感体现要求极高，他还太年轻，太不成熟。对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来说，这曲子太过于浪漫了。”
“但是——”父亲想要辩驳。
她坚持说：“没有什么‘但是’。我这就把你的学费退给你。如果你儿子一定要弹这首曲子的话，我没兴趣教他，我也可以告诉你，他根本没机会获奖。”
父亲和我面面相觑。这可是事关重大。
她走了后，父亲对我说：“郎朗，你还是弹肖邦。”
“你肯定?”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冒险。
“有些老师总是低估你。这一位也一样。”
“但她说我太年轻，没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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