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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作者：公羊王均
自由撰稿人的历史
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历代文人，比如，朝廷里的史官，专门以记录和整理皇帝的生活起居为职业，他们当然不是自由撰稿人。即使司马迁受了宫刑，但由于他始终作为皇家史官专事写作，所以，司马迁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另外，皇帝作家或诗人，比如曹操、乾隆等；身居高位且写作与职位有直接关系的作家或诗人，比如，柳宗元、王安石、纪晓岚等，也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至于像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都应属于自由撰稿人之列。他们的创作多是在被革职、被流放之后，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和体会到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声后，对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提出疑问，乃至批判，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自由撰稿人。
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大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们，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独立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
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以至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差需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
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后便被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国营农场(包括边境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工厂等非文化部门，于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的写作当成了主业。于是，产生了—批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缸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特别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
“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1970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1965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触及了当时的现实，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
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
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批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规定的角色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普遍强化起来。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中国自由撰稿人从此开始崛起。
而计算机和网络，开辟了自由撰稿人全新的时代。
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从长期禁锢、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人们，表达欲望肯定是十分强烈的。“文革”后最早的一批自由撰稿人，就这样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并从开始就带着文化圈里“野生动物”的性格特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社会多元化、文化多样化渐成气候。各种自由职业应运而生，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强大而顽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之下，自由撰稿人仍然承受着许多压力。与这种文化背景的抗争、与“体制内……同行”的竞争，是自由撰稿人必须经受的考验和历练。
以下是某网站采访自由撰稿人伊夫时的对谈——
问：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你觉得这个“自由”主要表现在哪一方面?
答：脱离了单位固然是自由，但那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