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美国在华特殊机构

作者：杨　贤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成立后，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构建过程中不仅具有外交沟通功能，而且这些外交官们通过中国领导人与美国访华团的会谈、阅读报刊以及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等方式，对中国国内情况及外交政策进行判断，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报告，提出相应的建议。其最终目的是让美国政府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外交政策动向及与美国利益相关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处境，便于美国领导入对华决策，联络处实际上起到了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情报站和资料库的功能。
　　
　　政局的平稳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稳固和连续性的重要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局不断出现波动，引起美国政府极大的关注，担心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急需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以便及时调整对华政策。为此，美国联络处积极收集中国一些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的信息和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参考。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对中国有关政策信息收集可谓处心积虑，渠道多种多样。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联络处的情报人员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位观察家、居民或外交官，我们联络处上上下下同仁都花精力了解他，我们送回华府的电报，源源不断把三十多年来首次从中国境内直接观察之心得报告传回国内。”联络处内设机构中有一个由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纳德·安德森领导的政治部，专门捕捉和分析研究微妙的中国政治情况。为了随时掌握中国的政治风云，安德森及其助手们寻找着中国领导人升降的蛛丝马迹。乔治·布什刚到任时，对安德森等人所进行的政治观察感叹不已：“在美国外交人员中，安德森所担负的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受命搞清楚一个百年来习惯秘密统治的国家里政治形势是如何发展的。唐和他的助手们致力于搜寻关于中国领导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极微小的线索。他们成了研究中国领导人活动情况的专家。例如，在关于中国某领导人的诞生地落成新建筑的新闻消息中是不是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国部长没有被派出去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却派了他的副部长出席?为什么已经三个多月没听到关于某某人的消息?谁提升了?谁降职了?”
　　后来安德森在被访问时也承认：“我们做了很多有关中国情况的观察，这包括阅读报纸、期刊，试图找出历史背景是什么，报纸上不时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哲学讨论的弦外之音。走出去到大街上转一转，很难同老百姓讲话，不过偶尔也有人愿意谈谈。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贴大字报，一种中国人不时地被允许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会走出去毫不夸张地花上几个小时，仅仅是站在一堵墙前面读那些大字报。然后与西方新闻记者交换信息，他们出门也是做同样的事，并也用这种方式收集信息。那些记者能很容易地拍照，我们就做交易去弄到那些照片，然后就拜访一些过来的人士——西方商人和美籍华人学者，他们时常能有比我们更好的途径。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附身于某个重要的代表团，或者我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代表团。他们周游中国，我们就陪着他们一块儿去，观察他们想要我们看的东西。”
　　李洁明对观察中国政治所采用的方法也曾有所描述，他承认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联络处人员和中国人接触较少，“我们联络办事处必须观察追踪政治发展的同仁，只好发挥‘克里姆林宫’学伎俩——这是我们派驻苏联的同僚在别无他策之下，发明出来的观察方法。要想判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议重要不重要，得记录有多少辆轿车停在大会堂前；要想评估某个国家和北京交情有多好，我们得注意其外宾的排名顺序”。
　　在中美交流相对封闭的形势下，对中国情报的收集，是美国联络处的重要职责，也是美国政府赋予联络处的重要使命。在美国联络处第三任主任托马斯·盖茨赴华前，1976年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索洛蒙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起草与盖茨的会谈备忘录。他在谈及盖茨的使命时写道：“你在一个相当令人关注的时间去中国。因为周恩来的逝世与毛泽东病危，中国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当中，有许多期待着不久以后毛泽东逝世后接替他的领导地位的人。对政策立场争论的程度，我们知之甚少，尤其这些关系到中国与苏联的争端、中国与美国关系。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去保持告知你那些从华盛顿传来的对于形势的分析。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尽可能提供有关形势的信息和判断。”6月10日，索洛蒙在谈及新上任的联络处副主任戴维·迪安所扮演的角色时说：“我们仍然关注中国自己国内政治情况的发展，也希望在这种形势可能影响美中关系的时候继续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希望联络处对北京领导层的斗争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知道你从在香港和台北开始很多年都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在你结合自己的经历对北京的情况做出一些判断方面是特别有用的。我们渴望看到你的解释。”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召开。在“十大”筹备期间，美国联络处就为报道这次大会做了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并对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布鲁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美国联络处在报道中共“十大”这个难以把握的事件上制订出一个合理的人力分配计划，将现场报道观察结果、氛围和北京对于事件的评论，并且从在这里看到的角度对这个有意义的事件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概要的评论。对于中共“十大”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确，联络处在报告中认为国内事情是根本的原因。如对于林彪和陈伯达如何进行最后的政治处理，谁将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经济的优先发展、科技资助、贸易、下乡青年、文化和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并且领导人中的“极左”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的较量还在继续，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对于大会可能出现的后果，联络处认为，大会在对陈伯达和林彪事件做出一个正式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紧密合作的领导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新的党章也需要产生，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这一条废除。我们怀疑有人有这样的勇气让自己被提名为第二号人物。新的党章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件，而不像宣传显示的从“九大”的文件中产生出来。仍然会有狂热的赞颂，但是声调将会减弱。通过引用劳动者联盟来强调工人在政治实体中的重要性，作为党的成员的重要性可能会被强调。重新组织起来的青年和妇女组织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在评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方面，苏联将被挑出来作为主要的敌人，美国将会受到一些批评，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进。宣传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并用和广大的敌人的关系更有灵活性这一点来证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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