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心迹
作者：虞非子
1934年6月末的一天，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后来成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始终困扰着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日瓦戈医生》蜚声世界的俄罗斯诗人、作家。
一
电话起因于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
5月13日深夜，曼德尔施塔姆因“反诗”被克格勃逮捕。这首克格勃在诗人家中搜查了一夜也未找到诗稿的“反诗”，现以审讯记录的形式保存在克格勃档案馆中——
问：你意识到自己创作反革命的作品是有罪的吗?
答：我是下面这首反革命诗的作者：
我们未感到生活有国家作为脊梁，
近在咫尺而我们的演讲却了无声响。
当我们希望稍稍开口时，
克里姆林官的居住者站在路中央，
他粗粗的手指像蛆虫一样油亮，
他的话语的重量确有四十磅，
他穿着闪闪发光的牛皮服装，
他的开怀大笑像嘴唇上有只蟑螂。
在他周围是一群脖如鹤颈的丑类，
他把这种半人半鬼家伙的奉承当做儿戏玩耍。
他们吹口哨、学猫叫和哭哭啼啼地诉说，
只有他独自地用他的手指在指指戳戳。
他一点点地扔出马蹄铁似的东西——
公正写在眼睛里、脸上、额头上。
枪毙一词使他的那帮人更加愉悦，
奥塞梯人挺起宽阔的胸膛。
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当天，诗人阿赫玛托娃便从列宁格勒赶到莫斯科，与帕斯捷尔纳克商量通过上层关系进行营救。随后，帕斯捷尔纳克立刻去找《消息报》主编布哈林，气愤地对他说，他不明白怎么会不饶恕这样一位伟大诗人所写的几首不大高明的诗歌，竟然把人抓去坐牢。
布哈林于是给斯大林写了封信，结尾处写道：“连帕斯捷尔纳克也感到紧张。”
帕斯捷尔纳克的确紧张，“因为您知道，现在发生了多么怪异可怕的现象，他们开始抓人；我怕隔墙有耳……”四月末的一天晚上，当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向他朗诵这首诗后，他马上说：“我没听过这首诗。您也不曾向我读过这首诗。”——他显然是希望曼德尔施塔姆不要再传播这首诗。“克里姆林宫的居住者”无处不在。
斯大林很熟悉帕斯捷尔纳克——他的父亲曾是少数几位获准出入克里姆林宫并为列宁画像的画家之一，斯大林本人也常常电话约见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作出具体的评判，虽然他这样做常常令作家们胆寒。
“斯大林同志要与您通话。”——帕斯捷尔纳克在闹哄哄的公寓里接过听筒。这一次斯大林谈的不是作品而是曼德尔施塔姆。斯大林说他已下达指示，曼德尔施塔姆的事情将妥善解决。
关于这个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现存的几个版本都是与他比较亲近的人根据他的讲述记录下来的，关键内容也大同小异。阿赫玛托娃的回忆应该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
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替朋友奔走，“如果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了不幸，我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为他奔走，您大概还一无所知……”“为什么您不来找我或者找作家组织?”“作家组织从1927年起就不管这种事了。”“可他毕竟是您的朋友吧?”帕斯捷尔纳克一时语塞。斯大林在短暂的冷场之后继续问道：“他毕竟是位大师，大师呀!”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这没有意义。”
……“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了。”“谈什么?”“谈生与死。”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再试图给斯大林打电话，但“斯大林同志正忙着”，于是他只能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曼德尔施塔姆虽然被减轻了处罚，但还是被“隔离并保护”着流放了3年。在那段时间里，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又多次去找不停更换的最高检察长替曼德尔施塔姆说情，但那时恐怖已经开始，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1938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年底死于集中营，克格勃档案中这样记载：“一块木板捆在他的腿上，在木板上用粉笔写着他的编号。”
二
曼德尔施塔姆的死无疑使帕斯捷尔纳克感到负疚——很显然，电话之后他肯定也意识到，如果他在电话中不是吞吞吐吐，而是直截了当对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不仅是“大师”而且是他的“挚友”，其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当时，莫斯科流言四起，有人指责他在斯大林面前没有替曼德尔施塔姆说情，后来甚至有人写诗攻击他坑了曼德尔施塔姆，要他对曼德尔施塔姆之死负责，起因恐怕也在于此。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在电话中“回避”曼德尔施塔姆，甚至“转移话题”要和斯大林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真的诗人，正如他的好友，文学理论家、翻译家楚科夫斯基所说，他“是个崇尚生活真实的虔诚信徒”，“真”是他的本质，即便人命关天，他也不会讲假话；而且，真的诗人总是倾向于或者说被规定了将思索引向“形而上”。法国诗人马拉美曾说：“诗是一种紧要关头的语言。”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紧要关头”说的自然也只能是“诗的语言”。
因为“真”，所以当斯大林提到“朋友”时，帕斯捷尔纳克便“一时语塞”了——他并未将曼德尔施塔姆视为朋友。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吉娜伊达回忆说，“曼德尔施塔姆有时也来我们家。……他对鲍利亚(帕斯捷尔纳克)说话的口气，我无法忍受，他讲话就像教授对学生那样，很傲慢，有时甚至言语生硬尖刻。他们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诗歌方面也都存在意见分歧。后来，鲍利亚终于赞成我的观点，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令人厌恶，但对他的才华却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的友情没有再继续下去，以后他也就几乎不再光顾我们家了。”阿赫玛托娃也很清楚他俩之间的关系，她说，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除了两三位年轻的自然科学家，他没有一个朋友……”帕斯捷尔纳克支支吾吾，采取回避态度……这种“支支吾吾”后来在与斯大林通话时表现为“语塞”，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提出要谈谈生与死的问题，则与斯大林的“大师”提法有关。因为帕斯捷尔纳克关注的是生命，不是某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斯大林提出“大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1934年，“他们开始抓人”，曼德尔施塔姆只是一个个案，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和斯大林“形而上”地谈谈生与死的问题了。“我生性就是如此／遇事都要穷本清源……”帕斯捷尔纳克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但是，与斯大林谈论生与死绝对是个错误。被捕前三个月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的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