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国企改革脱胎换骨之痛
作者：叶宝强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国企改革是改革开放中的重中之重。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旗下的一个老厂，人称“中国第一厂”。1865年由晚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创建，当时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从它创办之日起就是一个地道的央企，那么，143年后，它又是怎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被动接受国家计划指令的国营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会逐渐失去自我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江南造船厂步入改革先行者的行列。
原本以为，只要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企业改革中来就行了，以此可以释放工人的积极性，改变过去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但是，后者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实践证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不能用小农经济的方式来进行的。中国企业变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所总结出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轮回中。
1984年11月5日，江南造船厂作为船舶总公司改革试点单位，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比国家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早了两个年头。次年1月24日，江南厂召开实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会上首次宣布聘任15名车间主任，这是首次实行中层干部聘任制。3月，又聘任33名正副科长。干部聘任制的实行，打破了干部任职终身制，使干部有了聘期，有了经济责任，有了经济指标的压力。
试行厂长负责制和中层干部聘任制后，那些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正统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刚刚走上车间主任岗位的陈金海，是江南厂第一个站出来搞承包的中层干部。他到日本三菱对口学习刚刚归来，又信心十足地推行起复合工种、复合岗位的改革。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船厂造船生产主要沿用苏联模式，分工很细，工种繁多。船舶建造过程中，一个工位上往往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工种在立体作业，这样就造成下序工种等上序工种，如起重工起吊时装配工在等，装配工装配时电焊工候着，步调不一致，还会扯皮，效率上不去。一位赴日研修生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有问题。日本船厂里一个人可以干的活，我们要四个人轮着干，效率就低了四倍。”江南厂派出一批批班组长、工人去日本船厂研修，目的是要他们学习日本的先进造船生产模式，回来后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本厂的生产中去。可是，这些赴日研修生回厂后普遍都感到不适应，很快就被计划性混乱的老一套给同化掉了。
陈金海在本车间推行复合工种改革，让每个工人连续完成起重、装配、电焊等工序。这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好办法，也不难做到。但是，仅仅是一点利益的变化，就导致这项改革措施受到抵制并最终流产。原来，在江南厂，电焊工、装配工、铜工等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烧电焊的每天供应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其他工种没有。推行复合工种后，电焊工的牛奶、鸡蛋被取消了，变为一个月补贴15元，大家都有。电焊工心里不平衡了，起来“造反”。由于诸如此类的利益矛盾不断涌现，有危及稳定之态，一项由中层发动的改革就被工厂果断叫停了。二十多年之后，陈金海回忆起这场改革时，还感慨地说：“我们江南工人和日本工人一对一比肯定要强，但日本是一个聪明人带十个傻瓜干活，团队力量就比我们强得多。”
在全国其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颖模式不断出现。在武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出现了。1984年11月，一个叫格里希的德国人，64岁时被聘用为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如其他德国人一样，以做事严谨认真著称。他面对武汉柴油机厂这样一个“纪律涣散、管理混乱、领导层毫无责任感”的老国企，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他要求工人遵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结构工资和浮动工资制。他每天带着“三件宝”即手电筒、白手套、游标卡尺上班，用以检查产品质量。他还免去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他的这些作法，被新闻记者总结为“洋厂长的三板斧”。事实上，在武汉柴油机厂，格里希的作法一直无法获得中国职工广泛的理解，甚至还受到悄悄抵制。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当他在车间巡查时，工人们会装模作样。他一走，工人们依然我行我素。到后来，甚至有人会在车间门口放哨，一看见格里希来了，就会通风报信喊道：“鬼子进村了!”随着格里希1986年离任，他的那些被后人称为“围墙内的改革”措施，逐渐被以前的陈规陋习所取代。
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来说，江南厂的复合工种，格里希的“三板斧”，显然都不算什么发明。不过，在当时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中，这已经是最先进、最有效率意识的改革了。他们的实践，最终都没有能够拯救各自的企业，或者不得善终。习惯的力量，大环境、中环境和小环境的矛盾和制约，总会将改革者的努力化为乌有。后来，武汉柴油机厂则因亏损于1998年全面停产，而这一切，格里希可能至死都不知情。
1984年，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催生了一批公司。这个年份，后来被人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江南造船厂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一批三产性质的小公司。各种小公司的兴办，并没有给工厂带来多大的效益，有的小公司反而成为企业日后的“出血点”。曾任江南厂厂长的胡传治回忆说，一个厂原来只有一个账户的，后来不知道弄了多少个，又变成了小农经济。
尽管改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奏效，但是这种敢于试尝禁果的实践，还是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带来一阵冲击。这场“围墙里的改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说明在旧制度的保护和控制下去开辟新路的想法过于天真。“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草草收场，倘若不能另觅他途，就不可能真正达到目的。于是，国企改革的重点最终要转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来。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省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当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国内经济转轨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国企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也有增无减，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却在不断恶化。国有企业大面积停产、半停产，大量工人下岗，职工收入下降……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国企改革与发展更加步履维艰。到1997年，全国39个工业行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