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我列席政治局会议
作者：刘 冰
作者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位同志在1975年因不满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的行为，通过邓小平上书毛主席。
1975年11月3日下午2点25分，迟群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我的住宅叩门，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下午3点钟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常委会，迟群让我告诉你。”这位年轻人，平时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为难，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门口。从他的神态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送走了年轻人，我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告诉他迟群办公室来人通知3点钟开常委会，我判断是有关我们信的问题，请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商量对策。我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已2点40分。惠、柳二人的判断和我一样。我们分析，既然常委会的召开是关于我们信的事，开会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紧张地商量着，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我们在会上宣读，于是老惠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我们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进了会议室刚好3点整。
满屋子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我们径直地走到按惯例常委会开会时书记们的席位就座。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生面孔。后来发现有北大党委的人，我这才明白了那些生面孔都是北大的人。三点一刻，吴德同志在迟群、谢静宜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出于礼貌，我站起来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点点头，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来了。看到他与迟群、谢静宜肩挨肩、亲密交谈的样子，我感到失望。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对主席的指示，隐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一大篇。这些话里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谁也分不清楚，但给人的印象是：刘冰等人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提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这时，迟群仰起头，神气十足地站起来说：“现在开会，先请刘冰他们把他们的信在这里念一念。”我站了起来，拉过话筒，开始念信。我想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要利用这个讲台揭露、控诉迟群、谢静宜的罪行。我放开嗓子，大声朗读，心想要让到会的每一个人，要让全清华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迟群、谢静宜的条条罪状。迟群事先布置的啰嗦们不断对我围攻，搞得·没法念下去，我几次提出不念了，他们才不得不暂停围攻，让我把信念下去。
念完了信“帽子”、“棍子”一齐向我们打来。骂我们是“诬告”，是“恶人先告状”，是“欺骗毛主席”，是“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吴德同志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也许吴德同志有什么难处，但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违背事实的话，迫使我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我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他哑口无言了。
已是6点钟了，迟群宣布散会，并要我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我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实际上我们已被专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大字报。前者是对着我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的。这两张大字报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冠以不同的标题呢?似乎表明了他们“区别”对待、进行“分化”的策略。批判会一层一层地扩大，到了11月12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一千三百余人，主会场是二教楼，分会场安上了有线广播。每天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八小时开会批判斗争……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经过和妻子商量，我决定前往人民大会堂，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我的记忆，是在东大厅。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他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来了。”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话。我怕影响人家保密，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差五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