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阎王殿”旧事

作者：龚育之

　　科学卫生处和团结中西医
　　
　　1952年我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我所在的是科学卫生处，处长是赵沨。他是一位音乐家，后调到文化部当办公厅主任去了。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暂时管一下我们处的工作。1953年秦川从西北局宣传部调来中宣部当科学卫生处长。1954年，又换上胡绳，科学卫生处也改称为科学处，并增加于光远为副处长。1955年于光远继任处长，调动频繁的情况，到这时才停止。
　　在科学卫生处时代之末、科学处时代之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抓了一件大事，就是贯彻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批评否定中医(说中医是封建医)也否定西医(说西医是资本主义医)的错误思想。这样的观点，是卫生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提出来，写成文章，作为文件，供医药卫生工作者学习的。分派我执笔，为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传通讯》的“宣传工作者注意”栏写了一篇思想评论，没有署名，1954年发表。1955年作了修改，用李佩珊和我的名字在8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思想评论，理论的立足点就是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
　　陆定一对这个批评肯定印象深刻，这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个批评，认为它是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之一，可以看得出来。但他在我们写这篇文章时有过什么交代，我却记不起来了。苏联关于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的讨论，我的印象倒是很深，我们那时还编了一本把若干篇苏联论文汇集在一起的《科学问题论文集》，1955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把自然科学当作有阶级性的东西，背景和影响来自苏联；开始纠正这种偏向，背景和影响也来自苏联。这大概是现在许多同志不大了解的。
　　
　　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9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1955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这次访苏，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也跟着去了一名工作人员，就是早我一年分配来的同学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不是选举，而是请国内比较著名的科学家推荐或向他们征求意见，由郭沫若院长聘任；不称院士，而称学部委员。同时，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被聘为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多数也被聘为学部委员。这就是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他是以考古学成就入选的(还有一位马寅初，以经济学家身份入选，当时他已转到亲共的立场)。
　　但是，哪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可以和应该聘任为学部委员呢?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这一工作搞起来，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杨尚昆1955年4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
　　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五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五位分别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或处长。
　　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这五人官大，要管科学，就让他们当学部委员呢?
　　中宣部的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强调政治性比起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观点，或者是个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双百方针的提出
　　
　　如果要问，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陆定一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共产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为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完整方针，并且得到中央的正式确认和郑重宣布，经历了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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