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我所知道的……
作者：沈昌文 张冠生
沈昌文自谦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号称“知识分子”。
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考取之后，有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说：你要到北京去，我们有十个名额是为北京代招的。这样，1951年3月24日，我就到了北京。十个人里边，其他九个都是正规大学出来的，就我一个是冒牌的，不正规的，勉强算是个大学生。
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按照非常正规的样子生活。我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做校对，同时我还在继续自学俄语。为此，我又进了北京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那里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张治中的女儿，叫张素端，跟我非常熟，非常好。每隔一些天，就到她家里去一起补习俄语。他们家在新开路，那儿有一座小洋楼，是他们家的住宅。她会组织很多活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她就组织一些学习俄语的活动。
接下来，就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了。在运动里，我比较积极，有点过于积极，第一次投入政治运动，很努力地参加。就这样，我的地位似乎不错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打击，又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在杨绛以后的小说里叫“洗澡”，我们当年叫“忠诚老实运动”。
既然讲忠诚老实，就要交代历史。我又忠诚，又老实，我是全部交代，把我过去的历史全都交代了，包括解放前为老板造假账的事情，也全部都交代了。于是，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的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再留在北京，要让他回到上海去，等于要辞退我了。那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悲哀，等于以往全部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时候，我的小聪明又起了一点作用。我俄语已经学得不错了，又翻译了一点俄语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到1954年，我又出了一本书，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搞出版的人不会俄语，会俄语的人谁也不懂那些出版的行话。我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嘛，我懂嘛!我又学了俄语，又学过会计，又在出版界工作，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于是，我们的老领导王子野，包括范用，特别欣赏我，说：这个人不能走，他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下子我的地位就高了。
王子野不断地把我的东西推荐发表，而且在1954年8月份把我调去，做了他的秘书。我的地位更高了。接着，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受过大的挫折。当然，被人批判是“白专道路”啦，去干校劳动改造啦，等等，那是有的。但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了，就没有特别被打成问题特别严重的人物。
过多少年后到“文革”的时候，批判林彪的“急用先学”，我跟人说过，其实我是最早“急用先学”的。我通过“急用先学”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底子呀，全靠这个帮我忙呀。
我是当秘书的，领导明天要讨论什么问题，我头一天晚上要在图书馆里下工夫。这样，到了第二天，我就有所准备了。比如说，会上讨论某个问题，王子野问：哎呀，那个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呀?我就告诉他，是怎么说怎么说的。王子野说：你连这都看过呀!我这边以微笑作答。其实，他是因为在延安的时候看的，时候长了，已经淡忘了。我是头天晚上才看的，因为他们要讨论嘛!我在图书馆里边下了工夫了。
这样，我在人民出版社就站住了，算个骨干。这就开始了我的所谓出版生涯。过去是到了出版社工作，可是出版生涯还没有开始。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范用，因为他是总编室主任，我的编制是在总编室。我的业务是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开头的时候，按编制来说，我的领导中，社长是胡绳，副社长是叶籁士，第三位是王子野。以后叶籁士调到了文改会，领导文字改革了。出版社的领导工作要加强，就从广东调来了一位大人物，叫曾彦修。开头胡绳还挂名，他名义上是社长，但是很少见他，我一共只见过他两三次。主要负责的就是曾彦修了，第二把手是王子野。
曾彦修来了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于是，又调了好多人来。我的领导里边又增加了一些人，我的服务对象阵容强大。应该说，有了这些著名人物的加入，我认为，五十年代里边，共产党最优秀的出版家当时都集中在社里了。社里有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后来又有一位史枚，就是后来当《读书》杂志主编的先生。他的资格很老，据说他是胡绳的入党介绍人，或者胡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说不清楚。总之他和胡绳是同学，都是苏州人，是苏州中学的地下党。他当过上海的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在上海被逮捕，逮捕后脱了党。以后他又到过新疆盛世才那里，资格非常老。这位老先生后来虽然是非党员，却是一位永远对很多事情都不买账的人物。
顺便先说一句，我之所以到《读书》杂志，跟这位老先生也有关系。因为老先生们主编了一段时间的《读书》，发现他很倔，对谁都不买账。中宣部那些部长们他也根本没有看在眼里。后来要找一个人，能够跟他协调的人，发现我跟他比较协调。不是他买我的账，是我听他的话。从他五十年代进入人民出版社开始，我做他的小助手。到“文革”时期去干校，我们两家又在一起，住得挨近，两家生活处得很好。我跟他很熟悉，他也一直认为我是“孺子可教也”。他还一直告诉我，要读什么书，读什么书。这是后话。
我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什么事都做。比如说，王子野的太太生孩子。我就负责联系医院，然后把太太和他们的小女儿接出院，这类事情也是要做的。我忙得非常愉快，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那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呀!因为他们整天谈论的都是学问，这是一帮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的出版界里边最有学问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为他们服务，整天在他们身边，听他们高谈阔论，那是多好的感觉!
1954年中，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里边当然首先强调，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书，可是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工作思路。比如有一条，对人民出版社的人来说，是全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
这样一来，我发觉，从这以后，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经过“文革”到现在，我敢说一句话，能站得住的书籍，大多是那些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而并不纯熟的著作。现在这些书还时常被人提到，那些运用得很纯熟的书，恐怕就很少有人再提了。
为了这些书籍的出版，社领导经常要开会讨论。我每天伺候这些老人家开会，在旁边听他们讲很多话，这是我在出版方面的很重要的启蒙教育。比如，他们学习中央的文件后，要研究怎样领会，怎样贯彻落实。尤其是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