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性商店趣事
作者：文经风
这些年来，在我们商店里发生的趣事不胜枚举，像是一部纪录片，撰写着国人在性观念上的变迁，并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映衬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故事我早已淡忘了，有些却更加清晰起来。
如果当时在展柜后面放上一台摄像机，把各位来访者在展柜前的表情拍摄下来，那一定会把你的肚皮笑破了。五尺高的男人表情严肃，前额上却沁着汗珠。八旬老汉把脸贴在柜台的玻璃上目不转睛，那股仔细劲好像柜台里卖的不是“情人水”，而是毕加索的真迹。有些年轻人结伴而来故作潇洒，在柜台前故意高声说话。
“你小子前两天一定来过。”
“这有什么呀，小封建。”
装腔作势一阵以后，眼睛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展柜里，一会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那可真是一个大舞台，所有的顾客都成了真实的演员。就在进门站在柜台前的这几分钟里，心情都是不平静的，哪里还会有在大商场里买东西的那种上帝的感觉，倒是像一个想吃糖又怕大人看见的孩子。
一九九三年一凌峰：我替我太太谢谢你
一天上午，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他们是台湾电视台《八千里路云和月》栏目的记者，要进行采访和拍摄，等一会儿，凌峰先生还要来做节目主持人。对于这位著名的台湾艺人，我在电视上多次见过他，只是没见过他本人。听说他要来，我们既有些高兴又有些好奇。
没过多久凌峰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光头上带着一顶礼帽。那天很冷，他穿了一件裘皮长大衣，两只手揣在袖管里，一副闲散和不羁的样子。
他进门后向大家点点头，就径直走到柜台前，仔细地观看里边摆放的东西。当时柜台前已经站了很多顾客，把柜台挡得很严实，他就站在人墙外边从缝隙中朝里看。人们认出了他，自觉闪出一条缝，他忙把揣在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摆了摆说：“你们看，你们看，对不起打搅了。”
这时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和其他几家正在现场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让这场对我们的采访以对凌峰先生的采访开了头。他说，没想到在大陆能够开办这样的性商店，大陆开放的速度让人惊讶，在台湾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店。他还说，在临来之前以为是国外那种刺激的性商店，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好，很健康。
采访快结束时，他有事要一个人先离开，助手们留下继续拍摄。临出门时，他又转过身来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把这个也拍上。”我拿了几盒补肾壮阳的保健品送给他，他很高兴，—边接过来一边对我说：“谢谢你，我替我的太太谢谢你。”惹得全场一片大笑声。
后来我知道他和比他小十七岁、聪明貌美的贺顺顺结合，还生了活泼可爱的女儿柔柔，一时间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
一九九四年——“流氓教授”
一个满头白发、弯腰驼背的老人，提着菜篮子在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不买东西也不走，已经连续三天了。
这位老人的举动虽有些异样，但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大注意。那时进店买东西的人都有点不自然，心理素质差、敏感的人有时还会有些夸张的举动，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一位顾客在挑选一支假体时，突然拿起来就往嘴里送，急得我们的导购大夫赶忙夺了过来。
第四天早上开门，那位老人又来了，他没有在店里转而是直接走到我的办公室。
“我总算活着看见中国的性商店了。”老人说完泪如雨下。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感动弄得不知所措，忙扶老人到里面坐下，给他端上一杯矿泉水。他用颤抖的手接过水杯，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但仍没有离开的意思。
自从商店开业以来，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人，缠在这里许久，不是失恋了到这儿寻求安慰，就是第三者插足把家搞散了到这儿吐苦水。看着店里车水马龙的顾客，我心中暗暗叫苦，只好硬着头皮瞎对付。后来，这位老人讲述他几十年的悲惨经历，竟然和我们的性用品难解难分，让我的心情好几天没平静下来。
老人二十多岁时，曾是一所名牌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老师。不知是书读得太多书呆子气太重，还是赶上了“大鸣大放”年代敢讲真话，他在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在中国应普及性用品，以此来提高国人的性生活质量，使人本能所产生的能量不要全部释放到生育上，从而达到降低人口数量的目的。他在论文的首页上这样写道：“人的本能如果被刺刀割断，其结果不是减弱而是增强，而这种增强往往是畸形的。”
这比当时马寅初教授提出的人口论还要反动十倍。在政治第一、革命万岁的年代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会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只是他比其他反革命分子还多了一顶“流氓教授”帽子，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讲师。
他经历了那个时代一个反革命分子应遭受的全部苦难，右派、劳改、开除党籍、离婚……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备受折磨，在批斗会上他被别人揪着头发交待是如何用他的流氓观点去和老婆进行流氓活动的。虽然当时中国人除了知道国家下发的避孕套，还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性器具，连这位“流氓教授”本人，也没有机会见到过今天这些五花八门让人脸红心跳的自慰用品。
他的头发在无休止的批斗会中被揪光了，牙齿也被打得没剩下几颗，可这书呆子宁死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结果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决书里还有一条罪状，那就是“流氓罪”。
他从一个牛皮纸口袋里拿出那篇让他受了三十多年苦难的论文原稿，厚厚的一叠，纸已经有些发黄，纸角也卷了起来，但字迹却十分工整。那时还没有电脑，这十几万字手写的文稿，竟然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真不知道这本“异端邪说”，是如何躲过那一场场革命运动而保留到今天的。
“我活着……我看到了……”讲完了这个故事，他一遍遍地喃喃自语，然后提着菜篮子离开了。
望着他那满头的白发和驼着的背影，我使劲地忍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流下来。
一九九五年一因“祸”得福
一九九五年我们和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中心、北京电视台一起开办了《生命·生育·生活》电视节目，这是国内电视第一次播出成人性教育栏目，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大胆创新之举。栏目的片头是以我们商店为背景，配上一段铿锵有力的台词，还真有点震撼力。
节目一播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收视率节节攀升，台领导和我们都高兴。可这时问题却来了：在每集的片头中都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瞪着眼、半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柜子里的商品，样子有点滑稽。虽然只有一两秒钟，但由于是一个近景特写，还挺显眼，谁看了都笑。节目播出后，有一天这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