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付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作者：比尔·克林顿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内或国际政治冲突都属于不同宗教信仰、民族和部落人群之间的冲突。世上总有一些无可奈何但多少有其存在合理性的不平之事，但是政治领导人却利用它们来强化集团认同感，把“别人”妖魔化甚至说对方没有人性，以争取人民支持他们争夺权力、土地或资源的行为。无论其根本起因是什么，由群体仇恨导致的暴力行为一旦爆发，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平民，而且多半是妇女儿童，他们一直受到军事干预、自杀式爆炸、强奸、瓜分土地、酷刑、饥饿和大屠杀的威胁。　暴力行为发生后，就连最开明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很难不变成铁石心肠。而，宽恕他们，这种能力便成为使分崩离析的社会回归到一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关键。
　　最值得尊敬的倡导和解的领导人自然非纳尔逊·曼德拉莫属。他邀请当年把他投入监狱的人出席他就任南非总统的典礼，把当年支持种族隔离的领导人请进他的内阁，并且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罪行的人有机会表示悔改，从而免予牢狱之苦。曼德
　　拉认为，他或者南非人民放眼未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忘掉过去。他遭受了那么多磨难，因而有权利这样去做。
　　还有许多有良知、有远见的男女也在发生严重分歧之后致力于推动相互理解、和解，并开始新的生活。我若是能把这些事例全都列举出来该有多好，告诉大家如何去理解别人，如何参与这一类的付出行动。
　　世界上最令人惊叹不已的和解努力也许当属有关各方在卢旺达所做的工作了。1994年，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派出杀手在90天里屠杀了80万图西族人，以及同情图西族人的胡图族人，大部分杀手用的是砍刀。我在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前去制止那场屠杀。1998年，希拉里和我访问卢旺达时，我为自己没有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道了歉，并且会见了正在努力重建国家的幸存者。
　　在基加利机场的一个小房间里，6名幸存者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遭遇。最后一个发言的约瑟芬·姆勒布韦亚尔是位品格高尚的妇人，她说她的家人被胡图族邻居向杀红了眼的杀手们告发，说他们是图西族，尽管邻居的孩子与她的孩子多年来一直在一起玩耍。她的背部多处被砍刀严重砍伤，杀手误以为她死了。等她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血泊里，丈夫和6个孩子都死在她身旁。她告诉希拉里和我，她当时绝望地向上帝呼喊，自己为什么没有死，随后便明白过来：“我能大难不死，肯定有其原因，但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复仇。于是，我尽我所能地帮助我们从头开始。”她抚养了6个在大屠杀中失去父母的孩子。
　　离开白宫后，我去了好几次卢旺达，因为我的基金会在那里设立了重要的抗艾滋病和经济发展项目。我的朋友凯西·瓦瑟曼和我还帮助卢旺达建成了他们的种族灭绝纪念馆，这是一幢风格简约但独具美感的建筑，坐落在首都基加利的一座小山旁，里面摆放着触目惊心的展品。人们在山上挖了11座大坟，埋葬了超过25万个受害者的遗骸。我在一位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的引导下参观了这些展品，他告诉我，他在那场屠杀中总共失去了七十多个亲人。我问他失去这么多亲人是否使他很难接受在纪念馆的工作，他说恰恰相反，这个工作有抚慰的作用，因为它帮助自己和参观者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接着，我给他讲了我1998年第一次来卢旺达时见到的那位失去丈夫和6个孩子的妇女，并且说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那位妇女。“我也一样，”他说，“她是我姑姑。”
　　卢旺达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情。保罗·卡加梅总统建了一些和解村庄，让胡图族和图西族同居一处。我访问过其中的一个，看到了胡图族妇女与丈夫和兄弟惨遭杀害的图西族邻居手拉着手的情景。这位胡图族妇女的丈夫是那场种族屠杀中的重要罪犯，当时正在监狱里等待战争罪判决。我同一名胡图族小伙子交谈过，他听说总统宣布普通胡图族武装人员只要表示悔改并且接受村里的命令做工赎罪，都可以回来，便从刚果的流亡地回到了家乡。我会见的那些人聚集在一位胡图族妇女的家里，那位妇女正在照看两个图西族孤儿，这两个孩子得了严重的先天性疾病，而且无药可治。
　　卢旺达妇女们总共收养了40万至50万个孤儿。妇女在议会下院中占49％，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她们正在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做出重要的贡献。帕斯卡西·姆卡穆尼戈是一位图西族妇女，她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母亲、兄弟、丈夫和10个子女中最小的7个，同时还失去了一生的储蓄和编筐生意。50岁的她不得不从头开始。她同一个胡图族邻居一起召集大家成立了一个编筐合作社，社里现有120名成员，其中包括几个男子。成员当中有一个小伙子最后向帕斯卡西承认自己杀死了她的一个儿子。他满怀悲痛和愧疚地告诉她，如果她幸存的儿子杀了他，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她却宽恕了那个小伙子。人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复仇对我有什么好处?又会对谁有任何好处?复仇无法帮助我们愈合伤口。”
　　帕斯卡西的编筐合作社名字叫“让我们彼此携起手来”。
　　此外，还有巴基斯坦的穆克塔兰·比比，她被村里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法庭处以轮奸，然后被迫在村民面前光着身子回家，以代替她12岁的弟弟受过，因为她弟弟被指控与一个种姓高于他的部落的女孩交往。她没有因遭受羞辱而自杀，反而告倒了侮辱她的人，并且获得了赔偿。她用这笔钱为村里的女孩和男孩分别建了一所小学。她自己是文盲，所以也进了她自己建的小学，学习看书和写字。她还创办了自己的援助机构和救护车服务点。这样的妇女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当然，大部分人居住的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不会像我讲述的这些令人痛苦的故事那样刻骨铭心。但是，人世间到处都有需要一个新开端的人们，同时也有在努力帮助他们的好心人和组织。如果你居住在一个拥有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的社会里，当地的学校或教会很可能设立了鼓励学生彼此对话和了解的项目。如果没有，你可以充当一个发起人，也许可以与相关的基督教会、犹太会堂、清真寺或者佛教寺庙共同合作。戒酒无名会和其他康复项目、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咨询和寻找工作的机构、帮助受虐待妇女或不幸家庭的安置点——它们都在为开辟新起点而工作。
　　刑满释放人员从头开始新生活向来都很难。他们在服刑期间一般都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或职业培训，即便具备这些条件，雇主们也不愿雇用他们。他们大部分人没有住处，没有愿意接受他们的稳定的家庭。由于没有工作，他们很可能再犯其他的错误。“准备就业”项目就是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而设立的。
　　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在2003年收到劳动部下拨的资金后，指派凯文·盖伊成立了该市的“准备就业”项目，此人的成功事例之一是36岁的小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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