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回忆延安时期党的速记工作
作者：李 琦
李琦(《党的文献》杂志记者)：王晋同志，您和您的爱人张树德同志都曾经是延安时期的老速记工作者，能否请您谈谈，党的速记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晋：以前我们党没有速记工作初构，也没有速记人员。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需要大批文稿记录人员。那时，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他介绍了苏联的速记工作。比如，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会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会议一结束，就可以把斯大林的讲话很快整理出来，印发给参会者。中央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决定办一个速记训练班，培养速记人员，为大会服务。后来七大推迟召开，但速记工作实际上从1938年就开始了。
第一期速记训练班的教员是张霁中，他在北平学过汪怡式速记。他是一位经过很多困难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当时还没有入党。学员是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调的20名男女青年。当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材，都是张霁中自己编，自己刻蜡版、印刷，一边编一边教。这期培训班4个月后结业分配，如张重去了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室(也就是毛主席的秘书室)，武承宗去了中央秘书处，王仲方去了安吴堡青训班，等等。1939年办了第二期培训班，学员30人。树德同志就是第二期学员。我们一般把这个时期称为我们党速记工作的开创时期。
李琦：你们是怎样走上速记工作岗位的?对速记员的要求是不是很高?
王晋：我们当时都是经过挑选，从各个单位抽调来学习和从事速记工作的。作速记，政治和文化条件要求非常严格，不是只要能认字、记住速记符号就行。在速记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理论、知识、语言等方面的难点，可能听不懂、记不下。即使记录下来了，也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如果当时记不下来或记不清楚，事后也常常无法再问。所以，搞速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是很难胜任的。
1938年底，树德同志和成彦文、刘嘉林、李梁方等一批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做速记工作。他们学了一段时间后，又从安吴堡青训班来了几位同志，一同学习。那时作速记，为了力求准确，一般是两到三个人同时记录。树德同志勤奋好学，笔头快，中文底子好，从符号翻译成汉字也很清楚，所以常常被安排独立作战。他后来担任过任弼时同志的秘书。
我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做第三国际的译电工作，后来又调到电信编辑科。1943年，为了准备召开七大，需要再补充一批速记员。经李富春同志决定，先后从中央党校、中央军委俄语学校、自然科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调入学习速记。我，还有张云、卫文秀、唐明、张铭、杜晓彬等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别调来学习速记并从事速记工作的。不过我没有参加过速记培训班，是在资深速记员周昆玉同志的指导下完成速记课程的。
李琦：速记工作都有些什么形式呢?
王晋：从1939年开始，速记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使用。速记工作的形式，主要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就是作大会记录。当时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最重要和集中的会议就是整风时期的各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七大。战争时期，领导们都很忙，开会很少提前拟稿，往往都是拟个提纲就讲。如1942年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风报告，提纲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这个报告和《反对党八股》，就是张树德同志和周昆玉同志记录的。周昆玉同志还参加记录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讲《反对党八股》时，提纲只有两页纸，列了八个标题，带着一本《联共党史》，如果当时不用速记记下来，后来发表就只能请毛主席另写了。这篇讲话，速记下来、翻译整理后，交王若飞和胡乔木同志看过。由毛主席最后修改定稿，这样就省时省力、方便多了。
第二种是记录各种中小型座谈会。我记得1944年有一段时间，为了清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主席提出“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因此召开了一系列“山头(即根据地)会议”。当时准备参加七大而到延安或调到延安学习、或本来就在延安工作的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党校，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所在地区的工作和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多数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按华北、西北、华东几个地区分别召开了座谈会，由所在地区的领导亲自召集，自由发言，你一言，我一语，非常热烈。会议的记录任务很繁重，特别是出席会议的同志有不少是南方口音，说起方言来，我们听不太懂，加上我们对苏区情况又不甚了解，用记音符号记录难度不小，但我们还是千方百计把任务完成了。
第三种形式，是为领导同志起草文稿、讲话服务，就是由他们口述，我们记录。例如1944年4月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就是任弼时同志口述、张树德同志用速记记录后整理出来的。再如，七大召开前，彭德怀同志从前方回到延安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让我去给他作速记。我记得他说到在华北八年血战中解放了多少人口、建立了多少根据地、八路军发展了多少倍、民兵有多少万、毙敌伪军多少等等时，如数家珍；当谈到百团大战的时候，他的叙述变得十分缓慢，反复斟酌修改，思想似乎有些沉重和矛盾。我后来还多次为彭总服务过。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1942年审干时，中央领导同志找人个别谈话，也用速记进行过记录。
李琦：大量的速记人员培训．主要还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吧?
王晋：是的。七大的速记工作非常繁重。确实需要大量速记人员。但也不全是为了七大。1944年，中央西北局需要配备速记人员，把武承宗、章岩、李梁方等同志调去，但仍嫌人力不够。另外，部队及各抗日根据地都希望党中央为他们输送速记人员。所以，中央办公厅同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决定，再从抗大总校、二分校、七分校、绥德中学、米脂中学调一部分同志来学习速记，共40多人。这次学习是统一训练，按需分配。训练班由张重负责，章岩担任教员。
1944年那一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但因为被敌人封锁，具体困难还很多。除了选人、调人难外，经费也困难。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经搞了几年，任弼时同志和王首道同志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去找贺龙同志筹点钱、弄点衣服，他当时兼任西北局财经办事处主任。结果贺龙同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几十个人的经费一下子全解决了。这一次训练结束后，一部分同志到了西北局，一部分到了中央办公厅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