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农的“的哥”
作者：魏 城 编著
“我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里，开的士的都是农民了，只有我们上海除外。北京的的士，大多数都是平谷、延庆等郊区的农民开，你去过广州、深圳吧，那里的的士都是外地来的农民开。上海比较排外，的士司机基本上都是上海城里人，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上海郊区农民在市区开车了，例如来自崇明岛的农民……”
——上海一出租车司机
他从广州新自云机场把我送到酒店，下车时，我问他姓名、电话，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落款是“张生”。
“张生”是粤语“张先生”之意，尽管他来自河南周口农村，但已经在广州开出租车多年，入乡随俗嘛。
两天后，我给他手机打电话，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张生”准点来到酒店接我。他大约30岁出头，中等个头，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问他：“你每个月交多少钱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两家合租一套单元，一室一厅，房租分摊下来，每家各交200来块钱吧。”
“广州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我惊呼。
他一边灵活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来穿去，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住的地方位于不断扩张的广州新市区，原来是农村，当城区扩展到这里后，过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摇身变，成了吃房租的房东，把房子出租给像他这样的来自河南周口农村的“的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有名的“河南的哥村”。
“农民把房子租给农民，当然价钱便宜了。”他淡淡地说。
其实，租房交易的双方现在都不是农民了：房客开车进“城”拉客，房东守在“村”里揽租，都与农业无关，但有趣的是，在本文开场引述的那位开的士的上海城里人眼里，甚至也在“张生”口中，他们还是农民，还是和广州“城里”的那些有着“非农业户口”的老居民不一样……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驶入了“河南的哥村”。此时大约下午六点，正是“的哥”们白班夜班交接班的时间，“村”口或站或蹲聚着许多等车接班的司机。我们驶过了一排排安着铁栏栅门、装潢艳丽的小楼——“张生”告诉我，那是本地房东自住的地方；我们也驶过了一排排凉台晒着衣服、楼道坐着乘凉妇女的简易公寓楼——“张生”告诉我，这是外地房客租住的地方。
我随着“张生”来到了他的家，客厅里，一位光着膀子的中年人正在满头大汗地吞面条，见到我，抬头瞟我一眼，继续埋头吃饭。“张生”向我介绍说，这是他姐夫，也是出租车司机，正准备吃完晚饭去接班；然后他又用河南家乡话向屋里所有人介绍了我。此时我才发现，我背后的折叠床上还躺着一个看电视的小伙子，从里屋又走出来一位妇女，屁股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岁的怯生生的男孩。
“我姐姐出去了。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今年19岁，也开的士，刚交班回家；这是我老婆和儿子。”“张生”一一介绍。就这一转眼的工夫，“张生”的姐夫已经穿上了衬衫，有些拘谨地与我握了握手，没说话，便接班去了；“张生”的外甥也从床上站起，尴尬地搓着手，不知是否应该与我握手；“张生”的老婆则倚靠门框，一只手拉着孩子，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张着嘴笑着。
我也有些尴尬，环顾四周，没话找话地说：“你们租的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呀。”
“张生”接过来说：“要么说便宜呢。我们住在里屋，我姐姐一家住在客厅。”
这样算下来，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睡着三个出租车司机、两个妇女和一个儿童。
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张生”曾说过，他不想让他儿子接他的班，再当出租车司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广州来上学、又不让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学，尽管上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质量还是要比农村老家好，如果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我们就供他上大学。”
我们坐了一会儿，“张生”便建议：我们到他妹妹一家开的餐馆坐坐：“现在正是司机交接班的时间，许多下班的司机都会去餐馆喝酒吃饭。”
“我们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里宣武区。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转行了，像我这样现在还在开出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是没出息，不是没试过别的，也开过餐馆，赚了点儿钱，都被我赌掉了。没办法，餐馆开不下去了，重操旧业吧。什么?哦，如今我不赌啦，轻车熟路，就开着出租，挣点儿吃饭钱吧。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许多女大学生都想着方儿、变着法儿，想嫁给我们呢。嗨，时代不同喽，现在的‘的哥’，就一‘现代板儿爷’!你问为什么?嗨，现在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儿钱太高!像我一天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前八个小时都是自给公司干的，后面四个小时才是真正为自己干的。所以说，今天的北京，的哥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区农民包下来了，钱再少，也比他们在农村刨地强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车这一行，也像广州一样，被外地农民接管了……”
——北京一出租车司机
其实，进城农民并不都是建筑工地的苦力、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捡磁烂收废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甚至自行创业并把企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大概是进城农民中的中、上层，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与烦恼。
就拿出租车司机这一行来说吧。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与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对高一些，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工头监管，也许在进城农民中还算是个中层，但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因，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去餐馆的路上，“张生”告诉我，他们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广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这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里农活不多时，就靠家里老人打理打理，农忙时，他们便寄钱回家，雇人或雇机器来做。
这个“城中村”真可谓地地道道的“河南村”，就连街面店铺也冠以“河南杂货店”、“河南小卖铺”、“河南肉店”等名称，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乱感。我们来到了“张生”的妹妹和妹夫合开的夫妻饭馆——“河南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就是一间平房，四五套简陋的桌椅，平房的两面墙换上了可以活动关启的铁皮门，毫无遮拦地大开着，由于天气炎热，也由于两面临街，苍蝇懒散地在油腻桌子上摆放的酱油瓶和醋罐之间盘旋着，顾客清一色地都是操河南周口口音的司机，喝着商标剥落的瓶装啤酒，吐着劣质烟草燃出的烟圈……
我和“张生”坐在了几个抽烟喝酒的司机的对面。“张生”没有介绍我，他们则诧异地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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