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陶希圣之女陶琴薰
作者：范 泓
1978年8月22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波澜不惊的一天。然而，香港《大公报》当天的一则消息，却让此时已退出台湾权力中枢的八旬老人陶希圣不禁黯然神伤。八天前，他的女儿陶琴薰因身患类风湿已至晚期，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年仅五十七岁。这时的海峡两岸，正风高浪险，忽忽阻隔卅年，一朝永诀，唯“泪洒长空”，徒唤奈何!无法持杖作坟头一别，成为他晚年最不堪的痛!深夜时分，内心凄苦的陶希圣提笔写下“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这样感伤的诗句(陶诗注曰：琴薰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1949年5月，大陆局势逐渐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陶希圣正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心中对女儿陶琴薰及女婿沈苏儒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深感失望。但此时仍对女儿抱有一丝亲情濡染的幻想，他出人意料地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一次说服他们。若干年后，陶琴薰对长子沈宁忆及这一幕：
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地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后来沈苏儒回忆：“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岌岌可危……叔叔(指陶希圣)在陈布雷自杀后接替了陈的位置，成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正式职务是总统府顾问，仍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家中只叔叔和我两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们谈论时局，他表示也是毫无信心。他说只有退守台湾，我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他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影响也很深。我感到他也毫无退路，我如跟他去台湾，势必为国民党殉葬，他是国民党大员，义无反顾，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何必如此?因此我下决心不去台湾。”
刚刚结婚三年的陶琴薰，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但我们透过更多的史料与细节则不难发现，这位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受到当时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对新政权的出现充满了渴望。2005年，笔者从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杨宪益胞妹，以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名噪一时)口中得知当年陶琴薰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学，就是陈布雷之女陈琏。陶琴薰在西南联大时与陈琏相识。人中大后两人同寝室三年，更由于两人的父亲为生死至交，他们的关系似又平添了一层亲密。陶琴薰也承认：“陈琏平时谈话对我总有影响。”当陈琏夫妇遭国民党当局拘捕时，陶琴薰曾私下提出疑问：“难道这样善良的人会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这多少可以反映陶琴薰在内心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
而1946年北平爆发“沈崇案”，陶琴薰也深寄同情。尽管陶希圣一再告诫女儿学生运动背后有人调唆，陶琴薰仍半信半疑。“我对沈崇受辱和学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学生。1948年年底。我就是这样对国民党感到绝望……”
陶琴薰与丈夫拒绝随父亲去台湾，尽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赡养问题等)，但受现实氛围的直接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陶希圣未必不知道这一点，无奈中只得委托学生沈巨尘送来金条一根，并附有一函，大意是时势如此，他本人亦无奈，但愿夫妻二人永远互爱互助，共度困难，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这一封信，在1955年肃反审干运动中被他们夫妇俩上缴给了组织。
自父亲吴淞口怆然离去。陶琴薰突然发现，不仅多年来受之于家庭庇荫的优势不复存在，家庭背景还成为她政治上的一个沉重包袱。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中，陶希圣被列为四十一号，“国人皆日可杀者”，陶琴薰对此不能不感到心有余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静地开始重新自我定位：“我们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领吃饭的老百姓。因此不论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当权，我们都不反对，只要不打仗，能使我们安居乐业，我们都欢迎……”。自1946年1月结婚后，陶琴薰经马寅初之女马仰兰介绍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担任翻译。不久，因小产失调乃辞职，此后一直没有寻找新的工作。就陶琴薰个人而言，父亲当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将她培养成像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并多次嘱咐她要“好好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陶琴薰也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清高的东西，而政治是龌龊的东西”，“心地单纯的人就不要去钩心斗角，搞什么政治”。然而此时，她不可能再去实现少女时的梦想。不仅丈夫沈苏儒失业，她前往保险公司、教育出版社、电台应聘，笔试时全无问题，进入口试后则均被刷下。“我之不被录取，是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所致。我开始苦恼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
后来，沈苏儒的处境开始略有好转，还作为“旧新闻从业人员”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进学院是为了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个人经历、阶级出身、政治党派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审查，然后决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尽管如此，沈苏儒仍感到了一种“再生感”，他不仅把学到的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回家向妻子传授，甚至觉得“如今才懂得真理……”。沈苏儒也认识到，若想被这个社会接受、跻身于人民之列，就必须“向党靠拢”。“任何人只有两种立场可供选择：革命(即拥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时间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可能的，但终究必须做出选择。”
在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之下，沈苏儒得以进入上海《英文新闻》报社工作，“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沈苏儒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这里面，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为革命立过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后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副省长等职；堂哥陶鼎来从美国归来不久，是农机专家，后加人中共，成为农业部党组成员。陶琴薰作为陶氏家族这一代唯一的女儿，且留在了大陆，其间的微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第三个孩子沈燕出生时，沈苏儒被分配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任编辑，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以致父亲沪上病故时，竟未能前往奔丧。随丈夫也到了北京的陶琴薰，此时经沈钧儒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的介绍，始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干就是八年。
自1953年进入全国总工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