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冯建林：走出发改委
作者：杨 军
冯建林1972年生于江苏南通，2002年9月获得肯塔基大学食品科学博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考入国家发改委(时为国家计委)，时入国民经济综合司总量平衡处，是发改委第一个留美博士，后进入新设的消费处。2006年12月升任副处长，2007年9月递交辞职报告，11月5日正式离职。
当35岁的冯建林收拾东西走出国家发改委的办公室时，他知道，自己身为官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6年前，他为了参加国内的公务员考试3次从美国飞回时，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主动选择辞职。
作为发改委招来的第一个留美博士，冯建林工作顺利，并于2006年提升为副处。但是，从2005年开始，辞职的念头便在他心中滋长，在两年多的自我追问中，这念头疯长成一棵冲破一切束缚的大树，爱才的上司和关心他的同事终于没能留住他离去的脚步。
对政府公务员的职位从最初不辞万里回国考试到决绝地转身，是什么让冯建林的态度转变如此巨大?5年的发改委公务员经历，他看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离去，是为了归来
1999年7月，在冯建林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的最后几天，他反复对为他饯行的亲戚朋友表达同一个意思：我学成就回来。没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包括他母亲。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天堂”，已对年轻的留美博士开启了大门，有什么理由学成后马上回来?只有冯建林自己知道，他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来。
1991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冯建林被分配到江苏如皋市食品罐头厂，这是个国营大厂，以出口为主，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严重影响了罐头出口。短短4年间，冯建林眼看着一个大食品厂一点点没落，产品大量积压，效益一落千丈，工人长期放假。这引起了他对进出口贸易和国力如何影响企业命运的关注。1995年9月冯建林考入上海水产大学读研，其间，他开始学习和思考宏观经济和政治问题。
研究生毕业后，冯建林进入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工作，民政局管理的事多而庞杂，居委会、街道建设、养老院建设、社区服务等等，他知道了基层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冯建林说：“在民政局那段时间，我一直想，中国要发展，现在是这个水平，将来的方向在哪儿?我很想看看西方政府是怎样运作的。”这是冯建林出国的动力。因为专业问题，他出国只能考食品科学，但到美国后，他又同时修了经济学。
美国不同学校对博士学位的要求不同，冯建林选择了肯塔基大学，因为它对上学时间没有严格要求，只要修满学分，通过资格考试，过一定时间后再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拿到学位。在肯塔基大学，5月初到8月底是暑假，但暑期会开夏季的课。整整3年，冯建林没有休过一个暑假，都是选得满满的课。“那3年很辛苦，在美国呆了3年，没去过纽约、华盛顿，去的地方都是因公，从来没有去哪儿玩过。我觉得，既然想法是回中国，为什么在美国多耗一年?”冯建林比别人少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拿到了肯塔基大学的食品科学博士学位，并同时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看到国内招公务员，于是打越洋电话到国内人事部招考部门，询问考试事宜。人事部很为难：“从国外学校回国内参加公务员考试，我们操作上没有这个先例，不好办。”冯建林没有放弃，他开始给感兴趣的部委一一打电话。终于，发改委(当时还叫计委)人事司这样答复：“先报名吧，只要过了，总是有办法操作的。”
冯建林可能是肯塔基大学第一个需要校方出据报考中国公务员材料的在校生。经过找大使馆、学校教育处等几个部门，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其中曲折辛苦一言难尽。“因为当时还没毕业，报名、考试、面试，我从美国飞回来3次。从我之后，慢慢就有很多人照我这个模式回来。”
“大家一直在说政府部门有多少问题，比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类，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自己去看，不能只听别人说。我希望能做点正面的事情，政府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部门，想做点事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合适的。”2002年9月，从美国回国的第二天，冯建林就到发改委报到。他被分到国民经济综合司总量平衡处。
推动中国发展的是人民
“美国的经济学课程完全建立在成型的市场经济之上，发展经济学多讲一般性现象和理论。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拿到中国来肯定不能直接用。从学校到政府部门，很多实际的东西需要学习。”2002年9月来到发改委时，冯建林已经30岁，依然单身。进入发改委的第一年，他的每个晚上差不多都在办公室度过。
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设了消费处。“当时中国消费需求增长比较慢，特别希望能促进消费增长。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美国消费带动的增长占80％。而中国直到现在才占50％左右。”冯建林踌躇满志，期待能一展拳脚。
但慢慢地，他开始觉得有些事情不合适，一直被批判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有了切身感受。一些大家司空见惯的事情，他觉得不能忍受，比如吃饭应酬。“这些饭是谁出的钱?”冯建林很不解。后来，每次有饭局，他都找借口不去，次数多了，大家就知道他在回避，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这样不好。冯建林认真地给同事讲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完全理解我的想法，他们也烦，也很清楚吃这些饭于情于理不合适，但是大部分人难以抵制。我比较坚决。”庆幸的是，这是一个高素质的地方，别人理解他，没有人把他看做异类，他没有受到排挤。
“到了2005年，我对政府怎样运作有了自以为比较清楚的认识，并有些看法。比如我们一直说党政分开，但事实上还是没有分开。我在想，政府的行为方式和我认为应该的行为方式到底有多少区别。2005年初我就提过想辞职，当时领导都很不理解。发改委留美博士很少，大家也相处得很好，工作上也做得不错，挺有发展的，大家都劝我。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再看看吧，不要搜集了部分信息，做出了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判断。”
后来的两年里，冯建林的感觉并不好：“常常被文山会海搞得筋疲力尽，反而与社会脱节了，基层公务员可能把一些流行的东西玩得很溜，但我们很脱节。而且在部委里，发改委算偏忙的，我基本没有别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这几年，他的思想也在慢慢转变：“中国这么多年是依靠什么发展起来的?我走的时候给同事发了信，说了我的想法。30岁的时候，我以为社会的发展可能是政府在主导，在政府部门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选择做公务员。但经过这5年的观察和思考，我现在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十几亿人民创造出来的，当然政府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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