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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有影响力的理论家

作者:西 隐











  富顺才子的名校之旅
  
  1932年5月,郑必坚出生在四川富顺。
  富顺地处川南沱江之滨,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因盐设县。富顺除了盐业外,值得称道的就是文庙。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选派太常博士、著名学者周延俊来富顺任知监,努力兴教化、办学校,培育士子。在他任职的第六年,即庆历二年(1042),富顺终于出了第一个进士。于是,人们集资在城南建成一座文庙,主供孔子,时称“文宣王庙”,并在庙内立石质“雁塔碑”,用以刻录全县历次中试者的名字。此后,历任富顺知监均热心教育事业,亲任儒学教授,常在从政之余来庙内为生员讲课,于是文风大开。宋代在雁塔碑上刻名的进士即有67人之多。明成祖永乐年间,富顺文风日盛,教育事业发达,入学中举者逐年增多,有明一代,赴京会试中进士者达139人,因而获得“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美誉。
  出生于才子之乡的郑必坚,12岁时前往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后转学天津耀华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原名南渝中学,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周恩来曾在该校读书。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此会见张伯苓、柳亚子等各界名人;抗战期间,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常来母校探亲访友。“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各校被日机炸为废墟,部分师生内迁来渝;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华西的著名学府。建校以来,南开中学培养出了周光召、朱光亚、张存浩、邹家华等一批杰出人才。
  天津耀华中学的前身是天津公学,成立于1927年6月,是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为争取华人子弟上学的权利而创办的。有相当多的学生已成为国家栋梁。如郝诒纯、张金哲、梁思礼、周南、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女士等。
  1950年,郑必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当时,全国高校都在兴起一种教改,即在大学兴办“实验班”,将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合并压缩,一气呵成地读完。中国^民大学政治学系就开办了这种“本硕连读班”,而郑必坚由于成绩突出,被选拔到这个班。
  1954年,郑必坚毕业后留校任教。
  
  胡耀邦的秘书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中国人民大学许多老师到了一定的时候都进入了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干部或者智囊。郑必坚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后,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77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郑必坚任该编辑委员会理论组副组长。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他作为高级理论研究人才被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邓力群赏识,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研究员。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郑必坚曾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什么?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新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1984年10月20日,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为“商品经济”正名,意义重大。这个《决定》的起草颇费波折,原定的起草班子开始总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框子,虽几易其稿,邓小平和胡耀邦均不满意。后来,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决定把参加起草过《决议》的郑必坚加入编写队,另外还增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等人,并将起草小组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涧青。经过这样的调整,《决定》才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模式,改变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编辑《邓选》和整理“南方谈话”
  
  1992年4月,从中宣部副部长位置退下来的龚育之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4万多字的邓小平讲话读书报告。这篇读书报告,《解放日报》连续3天用4个大版才连载完毕。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在学界引起了震动。
  龚育之,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他早在1952年就已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和冲击。1988年3月,他回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直到1991年9月卸任。龚育之作为资深理论家,利用赋闲机会把邓小平的著作和各种场合的讲话系统阅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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