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印度新型中产阶级

作者:[英]爱德华·卢斯著 张淑芳











  印度正在快速崛起,这个正在全面转型的国度及其对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正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
  詹姆斯·保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标号为“4844”的工号牌,在他的同行眼里,这位29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跻身于仅有的几千名幸运者之列,成为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一名员工,该公司是印度软件业巨擘。詹姆斯是在1998年被聘用的,当时,由于计算机“千年虫”问题的出现,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赢得了大量合同,为西方国家扫描计算机系统。它的员工曾担心,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是昙花一现,此后便会遭遇低潮。恰恰相反,尽管2001年时美国的网络经济的泡沫崩溃,但印度的软件业几乎未受任何震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詹姆斯刚加入时相比,到2006年,该公司的规模拓展了10余倍,拥有5万余名员工。在公司总部班加罗尔,詹姆斯已经成为一名部门经理,管理着1500名员工,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往返于印度和休斯敦、巴黎、盐湖城等国际大都市之间,接洽客户,而其薪水也已经涨了10余倍,年薪超过5万美元,较之于印度较低的生活消费水平,这已经是一笔令人艳羡的丰厚收入。然而,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中,比詹姆斯幸运的大有人在。公司成立初期,曾有一项面向员工的自主参股计划(该计划在詹姆斯加入前不久已经取消),因此,工号牌标号在“1000”以前的员工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美元)。
  然而,印度IT业传奇史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比其财富更引人注目,即该行业汇聚了众多精英。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大型企业中,白领阶层绝大多数来自城市高种姓阶级。而现在,这个阶层的背景已经更为多样化。与较为传统稳定的行业相比,尽管在IT业及其他新兴行业中,高种姓阶级仍然占多数,但越来越多的低种姓阶级已经跻身其中。印度正以其与众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虽然,这种不计其背景、唯才是举的做法还未被广泛运用,但人们口头上已普遍承认,而且在许多企业,现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印度的前30强企业中大多与IT业相关,而几年前,这些企业还默默无闻。“我们无法遵循传统的‘仅招男性’的习俗,”尼勒卡尼告诉我,“我们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求得生存,我们择人的唯一标准是选择最优秀的人才。”
  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企业园区,和硅谷任何一个园区一样富有艺术感,绿化规划井井有条。其员工中有许多是女性。企业园区内有为员工家庭提供的日托中心、超市、健身房、洗衣店和娱乐休闲中心等,一应俱全。园区占地40英亩,每座大楼前部备有自行车,供员工往返于园区内不同地方。在每座楼的出口处还备有五颜六色的雨伞。整个园区看起来更像是富裕的有闲阶级的周末度假胜地,而不是蒸蒸日上的国际企业。“在周末,这里就像个假日营地,”詹姆斯·保罗说,“而且我们还有‘带孩子上班日’,甚至是‘带父母上班日’。但是我们工作非常努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氛围,我们工作才这么卖力。”
  为了进入信息系统技术公司,詹姆斯学习异常刻苦。我曾花了一天的时间参观詹姆斯的工作地点:那是一个典型的软件企业开放式办公室,他的办公地点是一个独立隔间,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标牌,上面写善“詹姆斯专用车位,错停者车将被拖走。”詹姆斯负责软件测试部门,他们为客户的软件系统进行压力测试。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客户大多是国际电信业的巨头,在为客户进行内部软件系统开发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全面了解它们的业务情况。于是,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不可避免地将触角伸向咨询业。与相对机械地维护和修补基础软件的工作比较,咨询业可谓获利丰厚。结果,不仅西方的软件企业感到了竞争的巨大压力,大型咨询公司,如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等,都感到了印度企业的威胁。“为了做好软件业,你必须了解软件以外的许多东西,”詹姆斯说。
  詹姆斯出生在喀拉拉邦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们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祖父母是米农,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詹姆斯是家族中第一个在喀拉拉邦之外工作的人。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上学,1992年,他申请印度理工学院,并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或者说他自己抓住了幸运之神,经过3场每场4小时的入学考试后,在10万名申请者中,他位列637名,被成功录取。“那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刻,”他说,“我必须仔细向父母解释,他们并不知道我面临着一个怎样巨大的机会。”詹姆斯的父母被他说动了,并贷款为他支付每学期5000卢比(约120美元)的学费。现在,詹姆斯每天的薪水都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常常飞回喀拉拉邦和家人共度周末,或从美国回来中途路过时去看望他们。“我让祖父母看埃菲尔铁塔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照片,他们都非常高兴,”他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景点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我干得很棒。”自然,他还经常送给他们一些钱。他的弟弟在位于孟买的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工作。
  在詹姆斯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自普通家庭。他们的财富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詹姆斯的妻子辛笃是一名印度教教徒,来自喀拉拉邦的高种姓奈尔群体。对于双方的家庭而言,最后的结合都是一种离经叛道。“最初我的家人对此充满怀疑,而且不赞成,因为我们家族经常和其他雅各派基督徒(詹姆斯自创的一个词)结合,”他说,“我父母试图让我娶一个我们教派内的女孩,但是我对他们介绍的女孩都没感觉。后来,他们意识到我和辛笃无论如何都会结婚,就同意了。我们先在喀拉拉邦举行了一次教堂婚礼,然后又飞到班加罗尔举行了一次寺庙婚礼。”詹姆斯说,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员工中,很多人都是跨种姓或跨宗教结婚的。这在印度依然极为罕见,但是在IT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同事结婚,而且通常是跨种姓的婚姻,”詹姆斯说,“没有人会大惊小怪,这已经屡见不鲜了。”有趣的是,在美国工作的印度软件业从业人员中,跨种姓婚姻并不像他们的印度同行中这样普遍。“远处的民族主义常比它的发源地更为保守。”
  和詹姆斯一样,玛丽娅姆·拉姆来自喀拉拉邦一个基督徒家庭。但是玛丽娅姆的背景更为显赫,她在清奈拥有自己的公司TNQ,该企业负责国际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业务内容跨越最艰深的自然科学期刊和非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她的最大客户是荷兰出版公司励德爱思维尔集团。1998年,玛丽娅姆白手起家创建公司,雇用了15名员工,而现在,她公司的员工数已经超过600人。2005年,TNQ公司的业绩是30万页,玛丽娅姆的目标是每年100万页。除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出版社仍然倾向于在国内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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