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陈伯达传》幕后秘事
作者：叶永烈
1980年11月20日，七十六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十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十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四十五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十年多。再过七年多——到1988年10月17日刑满。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陈伯达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五十二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明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五十二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五十一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四百一十七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怏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样书到北京……
“危机”总算过去。
《陈伯达其人》在1990年5月总算出版。我感到遗憾的是，书被删去十二万字，显得很不完整，而且用小三十二开本印刷，显得小气。不过，不管怎么样，书终于印出，就是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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