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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亲杨虎城移灵
作者：杨拯民
“西安”事变以后
事变前我祖母由叔父陪同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发生时，他们以为城内可能比农村安全，所以就迁到城里东槐园的家中居住。结果城里并不安全，东北叛军把东槐园包围起来，并抢走祖母的一些财物，限制了祖母和叔父的自由。父亲得到檀自新叛变、祖母被扣的消息，很焦急，担忧祖母的安危，便找何柱国军长商量，有无解救办法。何柱国很重视，立即找来与檀自新交往很深的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让杨去蒲城找檀交涉。杨大实二话没说，带了个警卫员，坐着父亲派的专车直奔蒲城。到了城门口，守卫不让进，他把信件交给卫兵转送檀自新。檀还够朋友，让杨大实进了城。当杨大实向檀说明来意后并讲了释放祖母对檀部的安全有利的一番道理后，檀与亲信经过一夜的考虑后终于放了祖母，由杨大实把祖母护送回三原东里堡。
当父亲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祖母时，看到祖母脸色阴沉，还以为是受惊所致，遂深情地喊了一声“娘”，并欲上前搀扶，可谁知道却引起老太太一顿数落：“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蒋介石今后能不报复？”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父亲也不敢吱声，低头听着祖母的责怪，心中有着难言之隐。其实祖母哪里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儿子的职位和处境？可是她对蒋介石的品行、为人倒看得蛮清楚。
我们一家人对杨大实都很感激，祖母将杨大实认做了干儿子，竟成了事变中的一桩佳话。后来东北军调离陕西时，杨大实未随部队走，留在了西安，和我家常有往来；解放后曾任过陕西省政协委员、常委。
父亲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患了心脏病。
家里由蕙兰娘照顾父亲，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由于家里人都忙着父亲的病，未能及时把拯人弟送医院治疗。直到我从上海回到西安的当天，才把拯人弟送进了医院。翌日，我再到医院时，他已一命呜呼了。何其不幸？真是祸不单行！
拯人弟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五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个莫大的打击。伤心之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竟嚎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之极。
这时，南京当局一再催促父亲赴沪出国。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无奈之下，只好提出要我先把娘送到北平，移地休养，免其睹物伤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原拟打算带你一块儿出国，现在你只好做些牺牲。于是我就带着娘、拯坤妹、陈姨、副官阎继明等七人，在父亲赴沪前夕，先行离开西安去了北平。
父亲是6月上旬到上海，从报上可看到些关于他的活动情况。我未轻举妄动，踏踏实实等候正式通知。6月下旬，王维之从西安到北平，传达了父亲的意见，要我和他同乘飞机去上海，给父亲送行。
1937年6月下旬，我和王维之从北平到达上海。其时父亲在宋子文公馆旁边临时租了两栋房子，一栋为他和新娘、拯中所住，一栋为秘书随员们住。我到上海后和父亲同住一栋楼里。
我随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天左右，有一天上午，父亲带着新娘和我去拜望何香凝先生（由申明甫做向导）。何先生的女婿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到弄堂口迎接，在客厅口迎接的是廖梦醒女士。何香凝先生因腿疾下楼不方便，所以一切活动均在二楼。廖夫人一口广东话，我们听不大懂，就由她的女婿和女儿作翻译。现在回忆，首先双方道了倾慕之意，廖夫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做了肯定，提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尤愤愤不平，严词痛斥。
当时上海已进入伏天，可廖夫人还穿着春装。她说：“我把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九一八事变’时送去一套；长城抗战，热河沦亡我又给他送去一套，也给何应钦一套，喻他们的不抵抗行为如弱女子一般，只配穿妇人衣服；‘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结果却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屈辱卖国，我又给蒋介石送去一套。这样可换洗的衣服就不多了，只能穿着旧衣服见客了。可是蒋介石还是毫无觉悟。”听了这些话，我对老人家的爱国情怀、勇敢精神非常钦佩。从谈话中得知老人的儿子，曾被国民党逮捕过的廖承志同志已辗转到了延安，老人对此很感欣慰。谈话间她到书房拿来她的两本画册（多为虎图），亲自题名赠送给父亲，这两本画册我认为很珍贵，一直保存至今。
1937年6月29日，是我一生永不能忘怀的日子。
到码头送行的人很多，约千人之众。父亲着白色西服，我随父亲上了胡佛号轮船。父亲发现口袋里还剩有些零钱，就顺手递给了我。那时我思绪不宁，恍恍惚惚，只呆呆地看着父亲和大家挥手告别。船要开了，我才急忙下船回到岸上。看着轮船鸣笛缓缓启动，载着父亲和新娘、拯中弟他们远行了，当时虽觉感情压抑，心情沉重，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当我1949年12月在重庆磁器口再见到他时，却是令人惨不忍睹的遗体……
赴渝移灵
1949年是个让人欣喜振奋的年头，全国解放了。
1949年10月，我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后，又去东北地区参观。从东北参观后回到西安已是12月了。突然接到时任一野副司令员赵寿山将军（我父亲的老部下）的电话，让我即刻到他家去。我心中狐疑，什么事呢？肯定是关于我父亲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赵家，只见赵将军脸色凝重，我的心也随之沉了下去。
他拿出两封拍自重庆的电报，一封是重庆高桂滋、康心之、康心如、刘宗宽等陕西驻渝同乡拍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人员安志坚、胡三高等人拍来的。内容大致为：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尸体已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禁泪如泉涌！
看完电报后，随即与赵将军驱车同赴中共西北局，向习仲勋书记汇报请示。习阅电后说：这是件大事，需要报告中央，遂叫秘书陈旭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并建议我去重庆接灵，西安方面由赵寿山将军负责筹组治丧委员会等事宜。
很快，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他让我转告我娘，务必要节哀保重身体，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经关照了沿途地区有关领导，要他们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两天后，1949年12月16日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家属的唁电。
我们当即在家中设置了灵堂，父亲在西安的部属、亲朋相继来家吊唁。母亲张蕙兰和我们兄妹都穿上了白色孝服。娘一向敬重父亲，对父亲爱之极深。她意见要按照旧的丧仪为父亲办丧事，认为这种仪式比较隆重，能更好地表达哀思。我们也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就完全尊重她的意见。
经商议决定由孙辅臣（原十七路军的旅长）、申明甫（原三十八军的交际科长、曾是我父亲的随从副官）、白心镜（原十七路军的秘书）、张国光（原十七路军的团长）随我一同赴渝，加上我的警卫员程双才一共7人。
我们1949年12月中旬从西安起程。
到重庆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磁器口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当我看到停放在“白公馆”下边小广场上排列着的几十副棺木时，情绪激动，百感交集，是悲？是恨？是怒？交织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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