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同智利建交的艰难岁月
作者：黄志良
在美国后院开展的特殊外交
在智利建立贸易机构的设想，最早是周总理在1952年会见一位智利来宾时提出来的。195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有11个拉美国家的150多人参加会议。智利派出了一个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其中一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单独接见。此人是智利祖国阵线领导人达梅斯蒂，他带来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诗人聂鲁达的一封亲笔介绍信，要求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作为当选总统伊巴涅斯的私人代表，前来探讨智利同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可能性。这位和平代表团的成员抵京后不是与我方讨论和平问题，而是首先同我进出口公司进行谈判，签订了一项关于中国从智利进口硝和铜的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同拉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
1959年6月，智利著名企业家，前内政部长佩德雷加尔应邀访华，这位亦官亦商的企业家是受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之托，到中国来探讨建立两国直接贸易的可能性的。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担任了佩德雷加尔夫妇访华期间的陪同翻译。佩德雷加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像7年前接待达梅斯蒂一样，热情地接见了他，双方谈得很是投机。这次接触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开花结果，佩德雷加尔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硝石和茶叶的易货贸易合同，他还向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提出，希望中方派代表常驻智利。我方表示积极响应。1961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率团访问南美三国时与智利全国硝碘销售公司商定于1961年10月在圣地亚哥建立中国进出口公司商务新闻办公室，由随团访智的新华社记者李言年留下任主任。
1964年3月，新兴的基督教民主党创始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大选中获胜，出任总统，奉行温和的民族主义政策。李言年在智利大选前就结交了不少该党的议员朋友，经他们的疏通，李言年在11月18日给巴尔德斯外长写了封信，申请建立一个隶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机构。通过朋友关系，智利副外长私下透露，智利政府有兴趣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在智利组建正式的商务机构。半个月后，智利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接见李言年，正式答复，同意中方设商务机构的申请，定工作人员为4名。
1965年1月5日，国务院外办根据李言年的汇报，就智利同意我设商代处一事报告中央。报告呈上的第三天，就有了周总理的批示。
赴智利的班子人选确定了下来，我和刘静言都在内。
林平原来是准备去里约热内卢出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巴西商务代表处代表的，行至半道巴西突然发生右派军人政变，外交部决定改派他前往智利。林平是建国初期从地方调入外交部的中层领导干部之一，进部后一直从事拉美工作。
代表处坐落在首都圣地亚哥市的高等区，是一所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环境幽静。
首先遇到的是同国内联系的困难。圣地亚哥与北京时差是12个小时。我们在巴黎购置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能保证每天收听到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国内报纸、信件则需依靠国际邮政，《人民日报》半个月后才能收到，大家把它当作“中央文件”认真细读。由于智方不允许我信使出入，内部文件无法传递，林平只得每隔三个月带着我跑一趟巴黎，通过我驻法国使馆向外交部请示汇报。有关贸易等一般事务，都得用明电与国内联系，林代表和我都学会了熟练地翻阅明电码本。有时电报中用暗语、双关语，真真假假，只有国内有关部门能读懂所指含义。
美国和台湾当局驻智利“使馆”对我们这个“中共派出机构”的存在和工作甚感恐慌，不断向智利政府施加压力，企图限制中国商代处的活动，并对商代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骚扰和策反。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平时说话严防窃听，有事外出务须“二人同行”。
国庆节的风波
每年10月1日都是我们驻外机构活动中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然而，我们在南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却过得极不平静。为了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能成功举行，商代处的全体人员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投入各项准备工作，从拟定客人名单、印送请帖、准备食品到安排招待会礼宾、安全等各项细节，一直忙到节前三天，一切基本就绪，大家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就在这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打电话人叫贡萨罗·梅嫩德斯，他声称收到了我们国庆招待会的请帖，可是，他与我们并不相识，素无来往，他感到很奇怪，问我们是否送错了请帖。
贡萨罗·梅嫩德斯？”我重复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其他在旁的人也都摇头，表示不认识。
“请问请帖是怎么写的？”
对方在电话中念了一遍请帖的行文，从内容到措词与我们所发的完全相同。
“喂，先生，你能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吗？我想马上到你那里去看看。”我向对方提出了要求，我已意识到发生了不正常的情况。
“当然可以。”对方答应得很爽快。
我立即驱车赶到了梅嫩德斯先生家，他是个律师。他把请帖交给了我，一看，果然是伪造的。梅嫩德斯解释说，他打电话是出于好奇，殊不知他这偶发的好奇心竟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假请帖的出现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破坏，有人蓄意要搞乱我们在南美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此后，我们又连续接到了几个内容相同的电话，爱国华侨也向我们提供了侨胞中不少人收到假请帖的信息。情况至此已基本清楚，我们发出了约300份请帖，而散发的假请帖却有近千张。这一阴谋如若得逞，后果不堪设想。林平代表当即动员大家提高警惕，我们一方面向智利外交部和治安部门通报了情况，一方面通过当地报纸和电台刊登和播放一份紧急通知，提醒收到假请帖的人不要上当。同时还用印有特别标记的商务处信笺赶印出300余份通知，要求来宾在出席招待会时一起出示请帖和通知，以防假冒者混入。10月1日晚上7时整，我们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招待会终于在一片喜庆气氛中顺利举行。
发生在飞机上的斗争
我们在智利工作的四年几乎都是在敌特机构的包围、骚扰和破坏中度过的。到了国内“文革”时期，敌特的活动变本加厉。他们利用当时我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对我驻外人员进行肆无忌惮的策反活动，煽动我人员“弃暗投明”。我们代表处常常收到大量策反材料。1968年2月，在静言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后，我们决定提前回国。就在我们向航空公司预订机票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特务机构直接写给我的信。信是用中文书写的，但写信人却自称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来信以深谙内情的口气吹捧了一通我的“经验和学识”，列举了大陆种种“暴政”和“不幸”，劝告我们“投奔自由世界”，而且约定就在我们回国途中，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接应我们。
我们把信交给领导看过后做了认真的研究，妻子腹中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回国的计划不能推迟。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决定采取临时改变行期的办法，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就这样，我们不动声色地等到原订行期的前两天，突然通知航空公司将原订机票提前两天，改为当天下午就走。
飞机飞行两小时后，降落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当播音器里传出“飞机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停留两小时，请过境旅客到机场候机室休息”的轻柔女声时，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这里就是敌特机构约我们见面的地方。我们目送着所有的旅客走下飞机后，告诉航空小姐，因太太身体不适，我们需要留在机舱休息，不下飞机了，请谅解。那位小姐含笑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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