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作者：张　法

　　
　　《百家讲坛》入选为2006年当代中国十大新闻事件之一，由民意选出来的十大事件，代表了这一事件在全国广大观众中的重要位置，处于这一重要位置的《百家讲坛》是以一种学术面貌出现的，从我对《百家讲坛》断断续续听来的感觉来说，知识性的学术是《百家讲坛》的假面，文学性的说书才是《百家讲坛》的真相，但只有感觉是不能作为立论根据的，因此，我又看了一些材料，有了一点想法和感受。
　　开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回首当时，当《百家讲坛》于2001年7月9日开坛，由学术界世界级的大家杨振宁、丁肇中带头讲，首都的名校名师一一登台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
　　
　　这一阵，真是如《百家讲坛》开坛时的宗旨所讲的，是要办一个“开放大学”，架一座让“专家通向大众的桥梁”，定位在“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力图“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讲演内容，从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到儒学、历史学、伦理学、女性问题到文学、书法、绘画、泰山美学，完完全全是一种“把大学课堂搬到电视上来”的讲学。
　　不妨由此来猜说一下《百家讲坛》的开坛心路，是要拿出一坛坛学术美酒，让没有喝过的大众饱尝。这样，《百家讲坛》既可以给大众以知识的享受，从而达到一种以文化“化大众”的目的，在大众得到文化享受的同时，央视也从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如果把文化效益比作“鱼”，把商业效益比作“熊掌”，那么，《百家讲坛》的开坛初衷，可以用《孟子》里的一句话来表达：“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转折：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百家讲坛》把大学课堂直接搬到电视上去，以纯学术的面貌和风格去面对电视观众的做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失败的，言归正传，百家讲坛高调开讲，效果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虽然各方名校各路专家，从2001年开坛的年中讲到年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半年下来，“收视率几乎等于零”。本来这样的节目属于公益节目，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收视率是硬道理！如何真正地让大学知识进入大众，让大众享受大学知识，本来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央视在中国全面改革背景下实行的新政，彻底地改变了《百家讲坛》的面貌。2002年，央视开始实施所谓“末位淘汰制”，其中收视率占很大比重。媒体自身的运作原则要求所有栏目首先向获得熊掌的目标前进，在这阵收视率的强风中，《读书时间》在两上两下之后黯然关闭，而《百家讲坛》却在这一时代的铁律中改弦易辙：“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正是在央视开始“末位淘汰”新政的这两年，2003年，北京小说家刘心武登上了《百家讲坛》，讲起了“新解《红楼梦》”，一下使收视率大升。平心而论，刘心武的过人之处和精彩之点，不在他对《红楼梦》的似新解而实旧解的学术性解释，而在于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对《红楼梦》解释的讲述方式，他把自己的解释过程，设计成为一种侦察小说一般的故事，把一个一个的悬念放在那里，勾引观众禁不住一定要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听得欲罢不能。一句话，刘心武把一个学术性的知识讲课变成了一场文学性的电视说书。这才是刘心武成功的关键所在。
　　刘心武之所以能够火起来，在于四点：一、他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说书才能；二、他对讲演内容的小说式解释方式；三、他讲解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四、他是以一种学术的名义在讲。前面两点对刘心武的成功非常重要，也是刘心武与以前《百家讲坛》讲课的学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能抓住观众注意的方式是让人听的前提条件，但后面两点对刘心武的成功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他讲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很多人都读过书，看过电视剧，至少都知道这本书的伟大，当有人来讲这本书的真谛，说明我们以前虽然看了，而且以为懂了。其实却并不真懂，这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刘心武讲一部大家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二三流作品，收视率会是这样吗？同样重要的是刘心武是站在中国最权威的中央电视台以学术为招牌的《百家讲坛》上，以学术的名义讲的。当大众听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享受，而且以为得到了一种学术的知识，当一个普通百姓在听完刘心武的讲解之后，发现自己也能听得懂学术讲座，其内心的愉快，是远远胜于从一个纯粹的好的说书中得到的愉快，他沉浸在自己觉得很高雅的幻觉之中。而这一幻觉是学术性的《百家讲坛》才能带给他，在《曲艺杂谈》之类的栏目中的说书是绝对不能让他产生这一幻觉的。
　　当刘心武把学术讲课变成文学说书的时候，完成了《百家讲坛》“舍鱼而取熊掌”的决定性转折。刘心武的转折立即遭到红学界的激烈批评，说“歪门邪说”者有之，说“误导观众”者有之，然而，平心而论，这是一个误会，红学界是用纯正的学术的标准而不是从说书的标准去看刘心武，而刘心武本是从说书的方式而不是从学术的方式出现在《百家讲坛》上的，对此，《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话说到点子上了。他哈哈大笑地告诉记者：“《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
　　
　　辉煌：取熊掌而成品牌矣
　　
　　2004年的阎崇年以《清十二帝疑案》将这一转型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名称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说书题目。用央视总编室研究处处长王甫的话说：《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悬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疑字带来了关注度。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虽然完全依照史实，但他是用史实来说一个个侦探故事的。刘心武获得成功的四点，也是阎崇年取得成功的四点：第一，他用学术的名义说书；第二，他把历史安排成了文学的结构；第三，清官戏是近十多年来影视小说中的热点，大众已经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心理上具备了想知道“究竟是如何”的基础，正是这一文化氛围预备了讲清官戏的火热基础，虽然阎崇年在第四点即说书才能上不如刘心武突出，但还不算差，在前面所说的三大优势的簇拥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百家讲坛》的收视率推向了又一个高峰。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以纸质方式出版后，发行了35万册，如果你了解到当下不少学者要自己花钱出书，你就知道了阎崇年如今有多火。
　　如果说，刘心武、阎崇年以“探事件之秘”的说书形式为《百家讲坛》打开了一片天地，那么，易中天以探人物之秘的说书形式、于丹以探心灵之秘的说书形式，把《百家讲坛》推向了辉煌。在一个转型和变化的社会上，万象杂呈，千人浮现，事各异貌、人各异心，究竟应该怎样看各种各样的事、人、心，一直是悬在大众心中的一个一直希望解决而又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易中天《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所仰仗的还是刘心武的四点，但内容上更平淡而又更高超：第一，有高超的不低于刘心武的说书才能而且比刘心武更幽默；这种幽默恰好适合于他要讲的对象：对人物的分析。第二，把侦探对象从事提升到人，相对来说，事容易搞清楚，人不易弄明白；事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人却进入到周围世界的核心；人生在世，更多的不是与事打交道，而是与人打交道，在选题上，易中天高过了刘心武与阎崇年。第三，集中在古代的经典上，易中天选的是《史记》、《三国志》、《三国演义》，这比《红楼梦》与清代宫廷疑案都更接近中国文化的核心。第四，以学术真理的名义。好像他是在探寻汉代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原来是怎样的，而不是在讲汉代和三国人物在他看来是怎样的，也不是汉代和三国人物被他这样看了之后对观众是怎样的。当然，易中天虽然是在讲历史人物，但却是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说出了对历史人物的新理解，因此，与其说他是在讲汉代人物，讲三国人物，不如说是在讲由自己丰富复杂的生活经验而来的对中国人物的理解，对中国式的智慧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大众的体会有更多的共鸣，从而能引起观众的激赏，而这种历史理解是通过一种说书的方式讲出来；更能令观众愉快。特别是当易中天在说书逻辑的推动下进一步通俗解说的时候（如为批评者所诟病的，说诸葛亮选刘备当老板是选了一个绩优股），更突显了说书的特点。其实，对于说书来说，只要讲得有趣讲得精彩，人物的分析有道理有智慧，就成功了，至于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易中天对不对，当然是大可讨论的，但是对《百家讲坛》业已转向的“舍鱼而取熊掌”来说，在易中天与大众心态的对接上，真的成功了。易中天的《品三国》发行了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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