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中国人的语言新习惯
作者：许 荣
虽然有人不赞同甚至批评中英文夹杂的说话方式，但在三资企业工作的中间阶层人士已经习惯了操一口中英文夹白的语言，那已经成为他们的某种标志：语言适应是他们工作成功最基本的前提，而这种语言上的融汇不过是最表面化的一种现象。他们是一群文化边际人，对西方文化及其生活的熟稔、与他人身份的差异就这样通过语言的使用婉转地表达了出来，有这样一个例子，张君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平素讲普通话非常吃力，只有用英文夹着粤语和普通话才能与下属交流。张君不出3个月也将老板的讲话方式运用得十分纯熟：
友人一干郊游，回程中大哥大一响，张君接听，道：“我们一群friends(朋友)去香山onfoot(远足)，非常happy(快乐)，you should come with us(你应该和我们一起来)。我回去再call(呼)你，我们可以找个Bar(酒吧)talk(聊)一晚，That’s allright(好吧)，Bye-Bye!”
其实不独三资企业的人如此，那些有海外背景的学术中人同样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谈话中使用外文单词。访谈对象S7是一位大学教授，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英语词汇出现在他的谈话之中：“有时陪我太太去shopping，两三周一次吧……现在感到计划要定得现实一点……要留下一点时间enjoy the life。今年忙得到书店都不要去了。自己有种ambition，想做啊做啊……这可能就是种职业病，很多人做business，赚钱要多，其实多得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丝毫不影响他，可他还是要多……可能有人觉得我这样非常傻，非常boring是吧。”
个人的语言习惯可以让他人对你的身份有个判断，不仅在对外来词语的使用上如此，即使方言上口音的差异也很容易被人分出个三六九等。访谈对象B17出身山东农家，现已在北京做了十多年的记者，虽然离乡多年仍旧乡音无改：“我往家里给我娘打电话，我娘说，哎呀，你白出去了这么多年，怎么说话比村里人还土?连村里人现在都说：Bye-Bye，Hello。”B17对口音给自己带来的尴尬深有感触：
你看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了，北京户口，但就是因为这外地口音，经常被查暂住证。我在地铁里经常被查有没有光盘。很被动，很难受的。那时候采访，整天大街小巷的跑啊，穿的衣服也就那种，提着个包，一个塑料纸袋子，经常被叫：过来。打开看看。问我，你哪儿的?我说国家××局的。他说，你国家××局的?看了半天，照片是我的。最后说，走吧1
这里B17忽略了一点，即他在被叫住的时候还没有开口讲话，口音在此时并不是问题。他的被叫住，应该是他的“穿的衣服也就那种，提着个包，一个塑料纸袋子”的外在形象令检查人生了疑。“那种”衣服是哪种?肯定不是看上去笔挺、光鲜的衣着。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手上还提着个“塑料纸袋子”的包，这和一般人心目中的北京街头流动人员的形象未免太相似了些；而他一开口，更是加深了检查人员的错觉。因此B17对口音的差异感触更深：
其实你贵不贵族，你问民工就知道了，那些来北京的民工。他眼中的贵族就是北京人，北京户口是没有用的。我的贵族就是北京口音。北京的贵族就是广东话，香港话。广东香港的贵族呢，就是老外了，就是整那个外国语言的。上海的贵族就是日本东京，喜欢听日本东京的话。因为他靠这个来钱呢，指望他的洋亲戚呢。
比如我现在好多哥们在外企干，干得跟个假洋鬼子样，跟个汉奸样，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我有个哥们，他有钱。但他再有钱也不是个贵族，跟我一样，还是个农民。
如果说这种语言使用方法仅止于对外来文化吸收的简单层面的话，那么更能体现中国社会变迁的则是那些反映新生活概念的词语的大量出现与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社会生活曾经经历过太多的语词上的狂欢与建构。20世纪末，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伴随着语词的狂欢与话语体系的建构浮出水面，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1978年后的中国大陆无疑就是撒下无数这种新种子的肥沃土地。2003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新华新词语词典》，收录2200个新词，其中，仅财经、信息类词语就有500个，占总词条数的1/4。反映中国新阶层的“小资”、“中产”、“布波”等自然也是词典收录的对象，这正是人们希冀借助新词语把自身的地位、状态、品位、格调等与其他阶层区别开来的愿望的一种说明。《新华新词语词典》对“小资”的界定是：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稳定的生活，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品牌化、敏锐的时尚意识等等。小资生活的符号表现是：小户型、宝来车、哈根达斯、星巴克、伊朗电影、杜拉斯。《词典》认为“中产”是部分媒体为那些经济能力超出了小资档位的人量身定制的，如果说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小资喜欢以音乐、电影等精神生活层面的东西标榜自己，而中产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依赖于豪宅、跑车等物质因素。同为舶来的用语，作为一个生活品牌，“布波”(BOBO)的冲击源自一个叫大卫·布鲁克斯的美国人于2000年写的一本叫作《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的书在大陆的出版。作者称BOBO是bourgeois(中间阶层)和bohemia(波希米亚)的缩合，此族强调的是在经济实力、物质生活档位达到了中产的要求之后，还必须拥有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反中产阶层的精神追求。即使是在号称中产阶级国家的美国，“布波”也不是那些占了80％以上的中产阶级大众。与“小资”和“中产”相比，“布波”在中国只在媒体上热闹了一阵，表现了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姿态，或者也可说是一种紧随潮流、不甘人后的心理驱动力的表现。
我们不妨从几个相关词语开始对中间阶层的概念与生活做一番梳理。
白领：“白领”在大陆的走红与1987年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文版的印行无疑有着一定的关系。在米尔斯那里，“白领”阶层的涵盖范围很广，白领职业者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分布几乎从上到下，无处不在，其中大部分人都属于中下收入等级。学校教师、商店内外的推销人员以及各式各样的办公人员构成美国白领阶层中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而在中国大陆，随着三资企业在大陆的迅速发展，“白领”一词被赋予那些在这类企业从事各类行政、管理与技术工作的人们。这些工作要求较高的外语水平，因此也就要求了较高的教育程度。这类工作的高报酬既为他们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也使他们拥有了较高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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