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顾彬：我希望我是错的！

作者：刘若南

　　近来，顾彬已经成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汉学家之一。他上一次引发热议是因为“德国之声”的一篇专访，国内媒体在转述的时候说，这位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后来澄清，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他只说过棉棉、卫慧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但细看顾彬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原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
　　在2007年3月底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演变成“顾彬讨论会”。“我希望我是错的!”顾彬说，20世纪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
　　首先向顾彬挑战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他表示自己对中外对话过程中形成的“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现象很不满。“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调整。以前我们会非常客气，外国学者说的良药苦口我们都接受下来了，我们今天不要这样。有问题摆到桌子上一起讨论，即使互相之间会有一点冲撞，也没关系!”
　　他接下来指责顾彬“越界了”。在他看来，将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根源归结到外语不好上，绝对是错误的；而将1949年前后的作品笼统作好坏的评价，是哗众取宠。他还希望顾彬能够替中国作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我们全国这么多的传媒在炒作，给当代作家带来多大的压力?”他还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做德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到处说德国文学不行，德国人会有什么感觉?陈平原认为，顾彬如此过分的批评，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过于谦和了。
　　整个研讨会都在评价顾彬，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3月26日晚，在这次研讨会结束之后，《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顾彬。
　　
　　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或其他什么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么从学习神学转变到研究汉学的?
　　顾彬(以下简称顾)：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所以我想通过神学了解人是什么，但在1960年代德国大学中了解到的神学，不一定会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去找，先到哲学再到文学。可以说，我看了欧洲所有哲学和文学的经典，因为很多作品是外文写的，所以我学了很多在学校没学过的外语。
　　我偶然碰到一个美国诗人的翻译，他翻译了不少唐朝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的翻译。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学一些古代汉语呢?然后我开始学日语，我想了解中国文学能不能帮我找到“人”。因为不能够来中国，所以我1969年去日本找中国，找到唐朝的中国，日本保留很多唐朝的中国。从日本回来后，我觉得应该多学汉学，不光是唐朝的诗歌，还有孟子和孔子。这给我一个感觉，中国文化、哲学、文学的中心就是“人”，所以我从神学转到了汉学。
　　《南》：你更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顾：我最喜欢的是唐朝的诗歌，宋朝的散文。我不喜欢宋词，但是我喜欢宋朝的散文，太好了，美得不得了。我现在写《中国戏剧史》，元曲不能够说很喜欢，但非常有意思。明清的小说也不错。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古典文学正好相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的批评非常尖锐。你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和在大众媒体面前的批评是一样的么?
　　顾：我的书写得非常客观，我也介绍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作家和作品。我知道不少德国人，不一定是德国汉学家和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充满了偏见。我不会责怪他们，有时候是我们工作得不够。比方说，我写中国古典诗歌史，我希望德国人看了中国古典诗歌之后，觉得中国文学真的太好了。但是我受到了批判，因为我给明清的篇幅比较少，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诗。
　　我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是历史学家，虽然你不喜欢某个人、某个作者，你也知道介绍他们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你还是介绍他们的作品。我在里面介绍了一些完全过时的作品和作家，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到作用，但是一般的德国读者看到这个会说，这就是中国文学，我不感兴趣，算了吧。
　　现在德国有一些教授的职位，是为了专门介绍中国文学而设置的，但这些人根本不搞翻译工作，也不接受中国作家，不和他们见面。我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作家会来波恩和我开朗诵会，我问我的同事，要不要和中国作家接触，他们都拒绝，说不要，没什么意思，无聊。他们不翻译，不介绍，不接触，不写，他们用我的资料来上课。
　　《南》：他们是仅仅凭借印象得出中国文学没意思的结论?
　　顾：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应该承认，然后我们可以再客观地谈中国还有不少好的作家。大部分人不是作家，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不成功的话，可以下海赚钱去。19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
　　《南》：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
　　顾：因为他们不认真。我说过文学不是业余的，文学是工作，应该有责任感。
　　《南》：中国作家不认真和作协体制有关系吗?
　　顾：德国也有作协，我也是作协分会的会长，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作家本身。作家应该觉得文学就是他的生活。
　　
　　重新回到文学的标准上
　　
　　《南》：你把1949年作为一个界限，分别1949年前的文学和1949年后的文学。但1949年之后，不是也有很大差别么?1980年代前后，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个界限呢?
　　顾：当然也是界限。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许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而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中国作家，内容关注爆炸性、刺激性，所以记者注意到他们。比方说，几年以前，中国一对夫妇写《中国农民调查》，他们拿了柏林一个非常高的奖金，但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乱七八糟。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只要某一部作品被禁止或遭到政府的批评，那么就认为他们是好作家。他们根本不从文学本身来看作品，问题在这。作品可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不绝对。语言还是最重要的。
　　《南》：你觉得中国文学的水平不够，那在你看来，哪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了较高的水平?
　　顾：冰岛。50万人口，有一个人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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