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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警告
作者：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
本文由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执笔，周建明等人参加讨论，写于2002年。在过去几年中，文章涉及到的问题。部分已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善之中，受到人们的欢迎。但也有些问题仍然存在，需要人们持续地加以关注。
引言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各种迹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就已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原子弹爆炸，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但是那里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最终“一一触即发”。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即“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会爆发，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大致了解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我们不是那些大胆的预言家，而是发出社会的“警世之言”，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本文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一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又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后果?靠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同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调查，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的连续六年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这已经是连续三年位届榜首。这表明，连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公开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城市，有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第二，农民的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亿～4000亿元，大大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