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媒体
作者：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 撰稿 郑钧等 译
言论统制，以“满洲事变”为分歧点
针对报纸、出版、广播等媒体实施的言论统制，从“满洲事变”（1931年）、日中战争（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1941年），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政策也越来越强硬起来。
“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路，日本铁道守备队与之展开战斗”——关于在中国奉天郊外柳条湖爆发的“满洲事变”（1931年9月18日）的第一份报道，各家报纸就是这样公之于众的。事实上是关东军谋划了满铁线路爆破，这一真相大白于天下，还是战后的事情。当时，也流传出一部分关东军阴谋说的消息，但却没有一则报道对军部发表的消息，即一切都是中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这一点表示过怀疑的态度。
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关东军接二连三不断扩大战线的动向，对第二届若内阁采取不扩大事态方针的“弱腰”（懦弱胆怯之意）态度施加了压力。比如，《读卖新闻》的社论（1931年11月26日）中，一边批判外交官在满蒙权益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认识，一边评论说政府的外交交涉“对解决日中纷争问题能起多少作用，这一点甚是可疑”。其他各报也或在专版中强调“保卫满蒙——帝国之生命线”，或募集慰问金。
1932年10月，媒体发表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的同时，也对关东军的行动进行了批判。此报告书一被发表，即刻引起各家报社的齐声非难。据说斋藤实首相在阁议上一边对阁僚满腔愤慨地传达的报道加以否定，一边对媒体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到就要爆发“满洲事变”之前为止，大多数的报纸都提倡推进裁军，对军部持批判态度。围绕1930年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发生了“侵犯统帅权”问题时，报纸赞成条约的成立，支持条约派。以“满洲事变”当时为例，军部那时候的理解还是“报纸方面也许会团结一致提出异议，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原朝日新闻社主笔绪方竹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候媒体可能是阻止战争的最后一个机会。
但是，以扩大“满洲事变”为机，主要报纸向战场方面派遣了大量的特派员，通过及时传达最新战况，飞速提高了发行份数。相反，对登载对军部批判性报道的报纸，以在乡军人会等为中心，发动了不买运动。当时，评论家清泽冽曾这样分析说：作为“新闻工作的经营心理”，对外则曰日本“绝对正义”，对内则曰“昂扬日本精神”——以如此极端的论调，来让民众确信媒体的报道。
在日后成为日美开战导火索的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缔结，以及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各报版面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各种礼赞讴歌的报道。报界代表也曾在出席德意两国大使馆的祝贺会上，三呼“三国同盟成立万岁”。报纸不是向全体国民传达真实情况，而是将国民赶向那个鲁莽欠斟酌的战争的方向去了。
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和机关
日中战争之前的言论统制的法律根据是明治以来的“报纸法”和“出版法”。1937年（昭和12年），日中战争爆发后，政府根据军机保护法强化了各种管制，内务省警保局对各个府县的特高课课长下达命令：“要和主要日刊报社通讯社及主要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他们要达到的是实现对媒体宣传机构的“深层指导”。
根据1938年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各个媒体机构事实上都被编排在政府军部的下级组织里面了。新闻纸统制成了其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从1940年5月开始，新闻纸的分配额成为内阁直辖管理项目，1938年-1940年间多达739种的日刊报纸，以“整顿恶质不良报纸”为由被裁减下来，1941年时减至108种。同年9月以后，更根据所谓“一县一报”的方针，减至54种。
另一方面，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开始着手创设能够“操纵报业”、操纵舆论进行一元化管理的、担负国家情报宣传的机关。1937年9月，曾为各政府部门之间联络调整机关的“情报委员会”，为了组织的发展扩大而被解散重组为“内阁情报部”，负责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40年12月设立了“情报局”，负责进行对有关国家全体性的报道宣传的一元化统制。
至于广播电台，1926年创建了社团法人日本放送协会，进而成为国策宣传的喉舌。于1936年设立的“同盟通信社”，后来也成为受情报局及军部等直接支配的部门。杂志、书籍等也是一样，成为“日本出版文化协会”一元化统制之下的产物。至于时事电影，则全部是由国策机关的“社团法人日本时事电影公司”制作发行的。
从“日本报业联盟”到“日本报业会”
在1941年（昭和16年）5月，为了进行新闻纸和资材自主分配的协议，新闻报界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日本报业联盟”。根据报纸事业条令，该联盟被迫解散，随之于1942年2月变成了由政府统制的“日本报业会”。
在其机关报“日本新闻报”的创刊号（1943年6月26日）中，当时的言论思想统制的总头目天羽英二情报局总裁曾寄送了这样的祝词：“展示报纸作为皇国喉舌的性格，对前所未有的国家重大事态当机立断作出应对，真正意义上完成决战体制，这是从今往后努力的目标。”
该报每刊四版每星期发行三次，至战争结束时刊号达到270号。挑选了一下其间报社干部们的各种发言，“不仅仅是协助执行既定的国策，还要积极参与制定国策立案——拥有这种觉悟和气概是很有必要的”。（创刊号，每日新闻总编辑长高田元三郎）“让斗志昂扬，让士气高振……报纸才是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的载体。”（第二号，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香月保）
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社长也在采访中说过：“报纸的指导理念必须要把国体观念贯彻到底。”（第十九号）
可见，该报只是一味强调如何与国家及军部协作共同指导舆论导向，而根本就看不到和军部对峙探讨追究战争是非善恶的姿态。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该机关报和军部的一体化倾向也愈演愈烈。
1944年7月，东条内阁全体总辞职，小矶内阁正式成立，朝日新闻副社长绪方竹虎就任了情报局总裁。
《日本新闻报》整版报道了绪方入阁的消息，各报的干部们也都纷纷送呈赞辞说：“由于媒体人士悉知战争指导的方向，这样就能够脚踏实地地进行言论指导。”（正力松太郎）“成为情报宣传的主管者，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东京新闻编辑局长山根真治郎）但是，改变报道姿态的动作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丧失了的报道自由
《致暴戾美英的宣战布告》（《读卖新闻》1941年12月9日晚报）——太平洋战争开战以后，报道自由几乎完全丧失了。情报局以日美开战为契机，对战况报道发表了“除了大本营（陆海军为实施统一的战略作战方针而编成的战时组织）批准的消息之外一律严禁刊登”的命令。同时，根据有决定废止报纸事业权限的国家总动员法的规定，颁布了报纸事业条令。即使对正式发表的内容有疑义，但若是刊登出独家消息的话，就必须做好被停刊的思想准备。报纸已然将作为言论机关的使命置之脑后，逐渐化身为国家的宣传机关。
当时，记者们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曾执笔读卖新闻《编辑手册》的高木健夫回忆当时的状况说：“报道不准发表，禁止令每天要有好几条，悬垂在整理部桌前的纸张转眼就挂得满满的，想要记住到底禁止的是什么就足以伤透脑筋。脑袋渐渐变得混沌起来。禁止、禁止，简直就是无从下笔的状态。”
曾经加入海军省的记者俱乐部“黑潮会”的冈田聪（中外商业新报，现在的日本经济新闻）曾面对一半是谎话的战局报道想不出写什么来，那种焦躁的情绪在他的著作中一股脑抛掷出来：
“这边通过外电等渠道得知了战况恶化的消息，向（大本营）报道部请示咨询，得到的却是根本没有那么回事的否定，并禁止刊登该消息。中途岛海战大败的事实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且国民也都多少有所耳闻，可是报道部却断然对此进行否定。”（《战中·战后》，图书出版社）
[2]